众所周知, 大清皇帝们皆热衷于钟表的收藏, 其中嗜表程度最甚者莫过于顺治、康熙、乾隆。 大清皇帝对钟表的迷恋和推崇,让西洋钟表品牌迅速进入了中国市场。
住在紫禁城里的“钟表控”
最早把西洋钟表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欧洲的传教士,起初,向皇宫进贡西洋钟表只是传教士们为了打开东方传教大门的一种手段,怎想到却开启了整个大清皇朝对于钟表的收藏之路。 由于大清皇帝人人皆是“钟表控”,以至于凡来华进京的西洋传教士,大都携带西洋钟表,一遇到机会,便将其视为见面礼进呈给清帝;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来京的使团也会把各式各样的钟表作为赠礼献给清帝;再到后来,连中国的地方官员也开始像皇帝进献钟表,而这些钟表大多数是从西洋贸易商人手中购得。中西钟表的贸易市场就这么被打开,并且贸易量越来越大,到乾隆时期,几乎达到了一种井喷的状态。
故宫钟表馆内藏品
江诗丹顿与清朝皇室的不解情缘
2003年,江诗丹顿所属的历峰集团在北京故宫太庙举办了“Montres & Merveilles”展览,借此机会,江诗丹顿向中国著名的书法家、满清皇朝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中国最后一任皇帝溥仪的弟弟溥任先生赠送了一款超薄腕表。为表示对品牌的感谢,溥任先生也在江诗丹顿的产品目录上签上爱新觉罗. 溥任以作留念。
那么,江诗丹顿与清朝皇室的渊源仅此而已吗?
作为世界最古老最早的钟表制造厂,也是世界最著名的表厂之一,中西钟表贸易的历史舞台又怎么缺少江诗丹顿的身影。 虽然第一次被载入史迹的与中国市场的合作在1845年,也没有明确的与清朝皇室的进献或交易记载,但是根据著名制表历史学家Alfred Chapuis 1919年出版的《中国腕表》(“ChineseWatches”)中聚在,江诗丹顿与中国市场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而十八世纪正直乾隆皇帝年间,以乾隆对于钟表的疯狂偏爱程度,江诗丹顿的钟表也一定在其收藏的众多钟表之中。日内瓦学者曾经在1865年见过Adrien Penard先生携带着一枚为中国皇帝设计的蓝色珐琅钻石腕表,也为江诗丹顿和清朝皇室的历史渊源加上了一击实锤。
除了清朝皇室,江诗丹顿历史上“征服”的各国各时期的皇室贵族更是不计其数,可见江诗丹顿在整个制表历史上对于制表工艺的极致追求,只有绝对精致完美的外观设计加上登峰造极的制表技术,才能屡次被皇室亲睐,才能经过两个半世纪,依然是世界最负盛名的钟表品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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