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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满一岁时母亲生了妹妹海玲。据说海玲长得极像母亲，皮肤白皙，眼睛很圆，十一个月时就会送报纸给父亲，非常聪明。可是刚过周岁，突然高烧不退，终夜咳嗽，呼吸急促，附近一家小诊所诊断为急性肺炎，说你们很幸运，来了一种新药叫盘尼西林，是特效药。盘尼西林就是现在的青霉素，正因为是新药，医护人员对药性反应不够重视，加上当班的女护士为了赶赴男友的约会，竟将两次剂量合并注射，几分钟后海玲抽搐而死。年轻的父母吓懵了，直到两天后，大舅买了一口小小的棺材，母亲才如梦初醒，放声大哭。 妹妹的生命流星般陨落，父母亲伤心了好些日子，他们回忆海玲的一颦一笑，懊悔自己照管孩子的不经心。这对年轻夫妇的自责，并没有唤来老天爷的怜悯，不几日已经两岁多的我也发起高烧，他们惊慌失措四处讨教办法。当时我们住在重庆洄水沟，要到较大的歌乐山医院看病交通很不便利，等商量停当已是下午时分。同住一院的一位年长的远亲王心延先生摇摇头，他认为应当即刻出发，以便争取时间。于是父母亲先雇马车到歌乐山下，再雇滑竿往山上医院送。到医院时天色已晚，值班医生草草检查一番，便按常规收我入院，而父母亲则在附近的小客栈住下。第二日来了一位主任医生查房，她听心肺，看报告，皱着眉，一言不发。随后把昨天的值班医生训斥一通，说这样严重的伤寒并发症病人，怎么可以接收住院，父母亲这才知道我已经病入膏肓。
这位名叫何福贞的女医师尽管把医院的声誉看得很重，但医生的天职没容她迟疑，立即对我进行抢救，同时向父母亲发出病危通知。护士办公室设有病情一览板，每个病人姓名下都有一面三角旗，黄旗表示病情稳定，红旗表示病势危重，黑旗表示准备后事，我的名字下轮番出现红旗和黑旗。失去第一个孩子的伤痛尚未完全抚平，又一个孩子在死亡线上挣扎，年轻的父母亲觉得天昏地暗，他们抱头痛哭。当时物价飞涨，为救治海玲父亲已经花费不少，但听到何医生说有某种药或许管用，父亲没有片刻迟疑，他傾囊而出，竭力恳求医生全力救治。我躺在抢救室，身上满是插管，胸部像小山似的起伏，瘦骨伶仃，输液十分困难。
或许是老天爷怜悯这一对不幸的年轻父母，或许是我与生倶来的倔强在奋力与死亡抗争，当抗战胜利的曙光驱散山城重重迷雾时，我也奇迹般地康复了。1946年初，我们一家三口和大舅回到上海，三岁的我踏上这块陌生土地时，一辆破旧的有轨电车正好丁丁当当驶过，看到这个庞然大物我兴奋得用四川话大叫：“笑死啰！笑死啰！”这句话以后好多年都被亲人们当作温馨的回忆，一遍遍提起。这一年炎热的八月，我的妹妹会文出生了。她出生的前几日，家里喂养的老猫正好产下一只可爱的小猫，大家都亲昵地唤它“咪咪”。会文和咪咪一起长大，会文的小名也变成了“咪咪”。妹妹咪咪一生爱猫，老猫汤米，小猫贝贝，是咪咪全家人的宠物，这是后话。
1948年春，我上了小学春季班，正好四岁半，虽然没有进过幼儿园，但母亲之前已经教会我几百个正楷字，学习比较轻松。学校坐落在马当路，全名叫私立通惠小学，即后来的马当路小学，离家不远。主课只有国语和算术，学业成绩分为六等：超、优、上、中、可、劣。六十年过去了，我还依稀记得三位老师，一位是严厉的级任老师（班主任）奚大义奚先生，一位是清瘦文静的经桂英经先生，她曾是父亲中行别业的同学，其弟是父亲的蟋蟀朋友，我因此对她多了一层好感，还有一位是高个儿徐泰来徐先生。九十年代我从大西北回上海探亲，在陪母亲参加退休教师聚餐时，我见到久违的徐先生，准确地说，是徐先生认出了我。她在餐桌上不断说起我小学的趣事，老师们似乎饶有兴致，我却印象淡薄，惟有频频点头以示尊敬。
一年级上期我的学习成绩平平，只考了全班第34名，因为年龄小，还曾有过把大便夹在裤裆里的劣迹。同年下期期末的某天，放学很晚，家里人以为出了什么事，让保姆赶往学校探望，不承想他们看见我用小旗袍的下摆，盛满东西往家走，其中有玩具摩托车和木制火车头，有乒乓球拍和一些文具，原来我得了第二名，获得许多奖品，全家人喜出望外。以后几年，年年获得盖有“学业进步”“品德优良”“服务勤勉”图章的奖状。这些奖状被外婆精心收藏，每当客人初次上门，外婆便把奖状一一罗列，成为待客的礼数。曾记得以后岁月中对我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那个人的父亲，他第一次拜访我家，刚坐定，还未来得及寒暄，外婆就急急地拿出我中小学时代的各种奖状，一一介绍，父母都很尴尬，却又不便阻拦，对方出于礼貌，连连说“噢，噢，好，好”。如今，外婆和老位先生早已作古，但此情此景历历在目。
记得是二年级开学不久，五月的某一天，上海的天气已进入初夏，但伴随梅雨而来的凉爽气流还在天空盘旋，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炮声似乎在宣告什么，但城里人像往常一样生活着。我一觉醒来就敏感到异样，因为耳边没有保姆催我早起上学的声音，而外婆却神秘地告诉我，今天不用上学去。尚幼的我过节般雀跃，看到面向辣斐得路（后改名复兴中路）的南弄堂口挤满人，原来弄堂正对面的辣斐大戏院（后改名长城电影院）台阶上，或坐或站许多背枪的人，大家称之为“解放军”。解放军凌晨从郊外进城后，为了不惊扰市民，露宿街头，五月的朝露打湿他们单薄的衣衫。不一会儿，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大队人马，他们敲锣打鼓，举着“庆祝解放”的标语，扭着秧歌汇集到辣斐大戏院前，其中有我的四叔徐立起。
四叔在上海读书，常常早出晚归，家里人不知道他别的身份。上海解放那一天，四叔指挥群众喊口号，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喉咙几近嘶哑。不几日，四叔突然不知去向，全家很不安。虽然政权到了人民手中，但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很猖獗，暗杀活动时有耳闻。二楼亭子间卞家一位叫颜真的亲戚，被特务塞进麻袋投入黄浦江，死得非常惨烈，据说他是革命学生领袖。事后邻居们对卞家产生由衷的敬意，而在父亲心中，更增添了对四叔的担忧。
解放伊始，百废待兴，新生的政权还来不及有条不紊改造一切旧机构，父亲和许多人一样失业了，外婆不但失业，还成了专政对象。1949年初，外婆的丈夫顾南群先生，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出于对共产党的误解和恐惧，逃亡台湾，临行前他要求外婆一起离开上海，遭到外婆拒绝。一方面外婆有相依为命的老母、女儿需要照顾，她割舍不了这份牵挂；另一方面，顾院长新娶了第三房太太，外婆不认为他是可靠的男人。年轻的大舅须鼎成因为在伪国防厅就职，被集体遣送到台湾，并受顾院长之托，带走了同母异父的兄弟顾惕时。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四十年，而外婆与顾院长的离别竟成了永诀。算起来我应当见过顾院长，依稀记得他是一位略胖的和蔼的老人，面貌很端正。平心而论，顾院长还算得上是一位君子，当时他答应了外婆所有的要求；母亲考大学时，他表示希望母亲将来到南洋医院工作，因而力主母亲报考生物系；更不用说他对创建南洋医院的杰出贡献，今年他的塑像被立在卢湾区中心医院院区。八十年代初，小舅取道美国辗转回上海探望外婆，说起其父的遗愿是身后与外婆合葬，但外婆表示不去台湾。外婆百年后，两个舅舅遵从外婆的遗愿，与她母亲蒋道真老太太合穴，这是后话。
外婆同顾南群先生结婚后，曾经非常富有，但她保持节俭的习惯，从不贪婪挥霍，更不出入交际场所。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掩人耳目，宣传建立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刻意制造一个歌舞升平的上海，但外婆对灯红酒绿的生活嗤之以鼻，她坚持自食其力，要求出去工作。一方面反映了“5·4”妇女解放思潮对她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恐怕连她自己也不会想到，此举在后来她身份的甄别中，起了关键作用。解放初，外婆背负逃亡台湾的反革命分子家属的罪名，被列为专政对象；但由于她不止是资本家太太，还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员工，不久就被解除专政，每月还能领取少量津贴。而“贝勒路太太”一贯的谦虚和仁慈，博得医院上下所有人对外婆长时间的好感和尊重，以至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工宣队组织人马批斗外婆，多次未果。
一年多后，四叔终于来信，原来上海一解放，他就由地下转入公开，跟随大部队参加解放军，宣称“解放全中国”，以后几十年在文化部门工作，最后的单位是重庆市话剧团。尚在扬州的三叔也在当地参了军，于是父亲成了军属，按照政策很快有了工作：在顺风搪瓷厂当统计。从此，父亲在这个小厂兢兢业业工作到退休，当然其中不乏周折。母亲1946年8月份生了妹妹，这年的夏天特别热，因为贪凉母亲得了产褥热，双腿麻痹，不能下床，她在家里静养，直到上海和平解放。
解放后，母亲先在里弄当办事员，那是义务性质的工作，母亲做得十分认真，博得区上表扬。我曾跟随母亲去调解邻里纠纷，还曾去一位自杀未遂的电影演员家慰问。当了两年义务调解员后，母亲想继续她的大学梦，她决定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初试顺利通过，复试那天，父母带我兴匆匆赶到考场，一再嘱咐我不要随便走动。可是当母亲进入试场后不久，鬼使神差的我轻轻推开半掩的门，清晰地叫了一声“姆妈——”这一声使母亲的理想顿时化为泡影，因为学院只招收未婚者。我被父亲拍了一下头，委屈得哭了，母亲却和蔼地宽慰我说，唱歌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不久，政府根据母亲的学历和工作表现，推荐她到崇实小学（后来改名为黄陂南路第二小学），当了一名教师。从此我家从外婆开始，四代人上了师范，三代人承袭教师职业。
四年级上期我入队了，担任中队长。在我们那一代人心中，红领巾是无比神圣的，它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鲜血染成”。虽然我还不足8岁，但已经开始具有朦胧的社会责任感，在反对反革命宗教组织一贯道和三反五反运动中，跟着老师写标语喊口号。这一年发生一件趣事，我和几个同学在人民公园玩，突然发现一个男子在挖土，那时我们在语文课上刚巧学了一个新词“东张张西望望”，对照之下，我们一致认定此人是特务。于是我们跟踪追击四个小时，直到天黑迷路，才把“嫌疑犯”交给警察。后来才知道那人是花迷，他在公园偷着挖土是为了养他的花。虽然闹了一场误会，警察叔叔还是表扬我们。
小学六年生活丰富多彩，校内兴趣小组很多，我是舞蹈队骨干，自编过不少节目；我还先后饲养过兔子和蚕宝宝。校外活动也多，春游、秋游、参观烈士故里、看电影、和解放军叔叔联欢……每一种活动都增长我们见识，更让我们心中充满快乐。每天在学校就完成作业，走出校门轻松而自得。下午四点多放学后，我们通常不急于回家，在校园爬竹竿，捉迷藏，最惬意的是荡秋千。学校玩腻了，就结伴去复兴公园爬假山，去新城隍庙看金鱼，时间宽余就去老城隍庙豫园，那里不仅有大观园似的美丽的池沼亭阁，还有清代民间组织“小刀会”的遗址。
小学同学大多忘却，记得最清晰的事是被大家称奇的“三徐”：高度近视的徐行川、个子瘦高的徐本元，还有鄙人，我们三人在班里包办前三名，年年如此。一位金姓女生的母亲，在家长会上说，学习好的长得都丑。她的惊人之语引起大家十足的兴趣，我却不以为然。徐本元对我俩说，我们姓徐的，五百年前和日本人是一家，从此我俩和他绝了交。
女生中有一个叫丁兰芬，上课爱插老师嘴，因而迟迟不能入队。跟踪“特务”行动，她也参加了，大家都希望那次勇敢的行为能帮助她入队。许多年后，丁兰芬来我家找我，听说那时她穿着体面，举手投足很气派，可惜我早已去了大西北，从此我们永远失去了联系。另一位女生不是上海人，她叫戎西之，家住人民公园对面的高层，是全班唯一一个坐电梯进出的女孩。我们常常专程步行到她家，然后上上下下乘电梯，过足了瘾。后来她回北方老家上初中了。还有一位女生叫孙璧华，她秀丽温顺，说话总带笑，声音极柔美。她住在太仓路一座别墅里，我常在她家的小花园中摘花籽，结成珠子串；她也常到我住的石库门弄堂来，和我玩“造房子”的游戏。她是我小学里最亲密的女友，文革时，她一家被红卫兵赶出家门，搬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早几年我每次从大西北回来，总忘不了去太仓路寻访，次次落空，以后就绝了望。孙璧华跟我同岁，如今也是六旬老妪了。
五二、五三年之交，我得了一场大病，高烧40度，却查不出病因。此时，我称为“太公”的外婆的母亲，也正受到疾病煎熬。奇怪的是，我们一老一小似乎“相克”，两人的病情呈此长彼消的态势。母亲在医院守护我，外婆则在家中陪伺太公。有天清晨，我居高不下的寒热终于退尽，身上感觉说不出的舒畅。不一会儿保姆来报信，说太公昨晚回光返照，精神大好，天亮后死了，我着实吃了一惊。太公虽然已经高龄，但我已经习惯于她的存在，哪怕整日无语，她也坐着看着家人。尽管她早已不能生活自理，但看得出她关心家里每一个人，从她身边走过，她会拉住你的衣服不放，我有点怕她，但还是爱她。过了几天，我才出院，母亲询问我得的什么病，医生说不清，按他的意思只好叫作“上海热”了。
一路回家，我没有兴奋的感觉，我准备承受失去亲人的打击。看见太公的专座空荡荡的，我的泪又流了下来。外婆叫我给太公的灵位磕头，说是她老人家保佑了我，原来在我俩相继病倒病情起伏的日子里，正是一向孝顺的外婆，亲自去红庙烧香，求菩萨保佑幼小的我，才使我脱离险境。后来，外婆带我去红庙还愿，她在庄严的佛像前跪下涕泪长流，诉说她的不孝和无奈。这件事使我第一次体味到生活中还有痛苦，即使是最温暖的亲情，也不总能如人所愿的圆满。这一点被以后几十年里我自己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无数次地证实。
1953年初的一天，我正在弄堂跳橡皮筋，只见父亲喜形于色地走过来，说母亲生了一个弟弟，我大喜过望，立刻随父亲来到人和医院。一个病房十几个床位，母亲在最里面，原先我以为小弟弟一定也在这间房里，和其他小朋友们一样，在各自母亲怀里嗷嗷待哺。但我错了，推门进去里面几乎悄然无声，原来婴儿都在育婴室由护士精心看护，只有到了哺乳时
间，才用一个装有万向轮的长车，载十几个新生儿推到病房，此时可以由远及近听到震耳欲聋的童声大合唱。护士把弟弟抱到育婴室窗口，隔着玻璃我看到了襁褓中的弟弟：红红的脸，淡淡的眉，像个小猴；闭着眼睛，舒展开额前深深的皱纹，打了一个哈欠，又像一个小老头，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好看，我有点失望。万没有想到，一个月后，弟弟会出落得那样光鲜可爱，我更不会想到，四十年后，我的小弟弟会成为全国文化艺术界名人。 | 
发表于 2009-2-22 00: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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