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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中最有威望的一位是来自泗泾的蔡翠华，预科的男女同学都称她“大姐”，因为她比大家年长三四岁，为人处事显得老练，而且是党员。她说我年纪小，很单纯，要学会正确与人相处，她告诉我许多同学的特点和相处艺术，我对她十分钦佩。有一天，一位同学惊呼炒面少了，另外几个同学也说炒面少了，大家议论纷纷。有一位看来早就明白底细的悄悄地告诉大家，是某某偷的，说小偷手法高明，每个人的炒面偷几勺，不容易被发现，但这种炒面颜色必定有深有浅，面也有粗有细，她打开“小偷”的炒面罐，让大家看，果然是混合面。有些同学激动得要找辅导员，大姐坚决而严厉地制止大家，说不许追究，更不要报告老师，不就是几口炒面吗，何必兴师动众。大姐又说，这位同学家境不好，又是继母当家，原谅她吧。大家很快释然，我对大姐更多了几分敬意。
还有两位女生，因为和蔡大姐关系好，自然也成为我的好友。一位是白白胖胖的沈爱莲，石湖荡人，为人勤快，个性憨厚，她经常打扫宿舍，还告诉我许多农村趣事。她的普通话不标准，人又老实，个别同学总爱抢白她，她并不生气。另一位是小巧玲珑的李云，松江人，算是班里离家最近的幸运儿。她家境好，人又漂亮，两条齐腰长辫梢上，总是飞着彩色缎带，衣服又多，像个花枝招展的蝴蝶。她对人极为客气，我们常吃到她家里送来的食品。我们四个一起聊天，一起吃饭，一起做作业，几乎形影不离。
寒假过后是二月底，春天应当来了；但在松江县城，似乎春天的消息还远着呢。宿舍依然湿冷，天空依然笼罩着蒙蒙灰色。不知谁说了一句，到郊外去走走吧。我们几个人一齐脱掉臃肿的棉衣，抖擞精神，向郊外奔去。天空像一只大鸟丰满的翅膀，全是白色羽毛般的浮云，浮云之间有些灰色的深渊，太阳从罅隙里漏出来。解除了薄雪束缚的耕地，挑逗地呈现着黑褐色，土层在微弱的阳光下发散着蒸汽。到处可以闻到一种潮湿的、发酵似的气息，这种气息你找不到它的准确来源，它混合着刚露头的青草味，混合着牛粪的酸涩味，你只要闭上眼睛去深呼吸，这种田野上特有的气味便沁人心脾，迫使你投入它的怀抱。
快到仲春时节，金灿灿的油菜花在微风中摇曳，徜徉在田埂，你会觉得自己如同油菜花一般轻盈柔美。春风带着江南特有的微湿气息，带着清新的早花香，带着附近农家零星的狗吠声，吹在我们身上。远远望去，农家的土墙上，赫然写着“放开肚皮吃饭”六个大字。我蓦然想起前两年弄堂里大搞城市人民公社，居民们喜滋滋拥到里弄食堂吃免费午餐，结果好景不长，三年自然灾害接踵而至。难道现在农村还在“放开肚皮吃饭”吗？蔡大姐说，那是前几年刷的标语，现在的农民，前胸贴后背啦。其他两位农村同学都沉默不语。
除了郊外，我们还常去县城中心的文庙，对文庙已经没有多少印象，只记得文庙旁边有一个小店铺，出售的糖年糕又细滑又劲道，半两粮票一个，我们女生常去光顾，男生没有富裕粮票，他们只好望洋兴叹。文庙附近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公园，不过是些普通花草树木亭阁罢了，却有一个响亮名字——醉白池。乍一看，我以为是诗仙李白故地，顿时兴味盎然；看了说明才知道原是因宋代宰相韩琦曾建醉白堂而得名，不禁大失所望。几十年后才知道，松江是我所仰慕的国画大师程十发的故乡，但那时大师健在，因而看不到任何与他有关的遗迹。松江县城北面，影影绰绰一座山影，那就是佘山，分东西两山，西佘山建有天文台，可惜我没有去过。
一学年中大家最放松最惬意的事是参加农村劳动。其实那时并没有抢收抢种的农活需要我们出力，纯粹因为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应应景而已。农民并不特别欢迎大学生下乡，一要安排住，二要安排吃，活没干多少，动静却不小。男女生全都住在一个大庙里，地上铺着厚厚的麦草，中间挂一块帘子，以示男女有别。当然这薄薄的一块粗布绝对挡不住声波的流动，晚上睡觉前，静听隔壁的各种声音，成为我们一大乐事。更可乐的是吃，农民们蒸一种麦饭，古人说“磨麦合皮而饮之”，引申为粗粝的饭；可是在处于非常时期的大学生看来，这是一种既香口又瓷实的佳品，而且不定量，男生一般要吃两三海碗。天公不作美，下乡的一周里连续下雨，出不了工就呆在宿舍闲聊；正在谈恋爱的同学，则顶着油布伞在房檐下说悄悄话，而麦饭照吃不误。大家真希望这样的生活能延续一段时间。可惜饱食一周后，得到通知返校在即，大家依依不舍离开农村。劳动总结免不了要写，谈艰苦劳动的体验啦，谈和农民建立深厚感情啦，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谈起麦饭。
有一天我走进教室，听见同学们开心地大笑，而李云则低着头，脸红红的不吭声。原来不知谁在黑板上写了“李云有一只耳朵”八个字。我很纳闷，什么叫“有一只耳朵”呢。沈爱莲抿着嘴笑，在纸上给我写了一个字：Y。班上是有一位枫泾籍男生姓Y，我恍然大悟。听说李云常去男生宿舍找Y，带给他好吃的，关系非同一般，蔡大姐说，对Y有好感的女生不止李云一个。Y瘦高个，肤色白皙，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眼睛大而迷茫，显出忧郁的神情，嘴唇轮廓很分明，头发有点卷，很像古希腊雕塑中的美少年。我曾见过Y和他的好友沈爱祥，在校园僻静处拉二胡，胡琴声哀怨绵长，我不禁驻足细听。他是团的什么干部，曾在黑板一侧写过通知，粉笔字出奇的漂亮，胜过许多老师：我对他的印象仅限于此。自从知道他和李云的关系，我对他多了一份关注。每当篮球赛，李云必定早早到场观战，我也去看，我发现篮球场上的Y完全是另一种模样：矫健开朗，忧郁的神情一扫而空。运球时旁若无人，只见他高举球用跳投的假动作骗开防守队员，然后转身至禁区中间，运了一下球，狠狠地把球砸进篮中，场上一片掌声，云成的脸红红的，显得很激动。在乒乓球台上，也常常看到Y灵动的身影。但他从没有注意过我，至少我这样感觉。
有一天，Y忽然对我说要找我谈话。我从上中学以来，从未与男生单独相处，我一定显得忸怩不安，Y笑着温和地说，没什么的。原来同年级另一个班的男生C对我有好感，想和我交朋友，托Y带话。这么严重的事，Y居然轻描淡写，我说不出话，慌不择路逃回宿舍。第二天，Y又找我，说只是交个朋友，不用紧张。天哪，我还不知道C是哪一个呢！吃过晚饭，一个陌生的高个子男生，径直走到我和大姐她们跟前，唤我名字，问我有没有空，我马上明白这个人一定就是C。我感觉热血涌上头顶，脸在发烧，李云却推我搡我，撺掇我跟C说话，并随手把大姐她们拉走。惊慌失措的我不由自主跟着C走出校门，走到一座小桥边，心扑通乱跳，茫然看着桥下的流水，听见他问我习惯不习惯松江的生活，问我学习怎么会这样好。大概是看我太紧张，没多会儿他就放我回去了。
从此我开始留意C。他是泗泾人，也由预科直升上来，比我大四岁。他高高的个子，体格匀称，眼睛不大，但有一种慑人的力量。他也是运动场上的活跃分子，李云对我说，一定要去看他打球，这样他会打好，他确实打得不错。他以后又约我，我仍然拘谨，但有机会把他看清楚一些：他的头发长而密，在前额形成一个自然的弯，额头很光亮；他的牙齿是雪白的，在月光下熠熠发光；他的举动温雅大方，嘴里说着热烈的话，却决不使我难堪。他说我聪明好学，又文静又善良，不像其他上海女孩那样娇气傲气。我心里很愉快，但没有回应他的话。临别时我把省下的饭票给了他，那时饭卡已作废。暑假在即，C郑重地向我索要上海地址，我想起父亲，便一口拒绝。我们的关系在若即若离中波澜不惊地维持着。
这段时间，Y又来找我，说我表现不错，团组织决定发展我，叫我写入团申请。一想到那件伤心事，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Y温和地问我有什么想法，望着他关切的眼神，我不假思索把父亲被打成右派的种种委屈和盘托出。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把两年多来封存的记忆，向一个陌生男生倾诉。那时父亲还没有正式平反，Y坚持说，这不成问题，只要你表现好，前途是光明的。我很感激他的真诚和热情，答应马上写申请，Y说他是我的介绍人，要求我多向他汇报思想。这次谈话后，我对Y的信任更进了一步。这种感觉在与C相处时是没有的，对C，我是尊敬的，有好感的，但因为不在一个班，接触很少，因而是陌生的；而Y与我同班，天天在一个课堂，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身影，如今又是我的入团介绍人，自然产生一种熟悉和亲切的感觉。Y问过我对C印象如何，我知道我们的关系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便说C人不错，但我年纪小，不想过早分心。事实也是这样，大多数人都以为我和C是陌路人。
放暑假前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松江师专合并到上海师院了。我赶紧拨电话给家里，那时永裕里北弄堂口有一个电话间，专门负责全弄堂居民的传呼来电业务，传呼一次三分钱，被叫方再赶过去回电则收七分钱；如果不回电话，只要求传呼电话内容，则收四分钱。我就是用后一种方式，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家人：我要回上海读书了。母亲收到这条电话内容莫名其妙，等到全家多方揣测还没定论时，我已经拖着大小行李出现在家门口。
这个暑假是宁静而安适的，去年暑假在忧心忡忡中度过，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那种无奈而又隐隐作痛的滋味，我永远也忘不了！今年暑假完全不同，一个像样的学校在等我归队，不再需要煎熬和期盼。邻居好友陶益民刚参加高考，在重复我去年的心情，我去闲聊，她心不在焉。去重庆南路找钱紫奋，要告诉她我们又成了同窗，她父亲说，上海师院美术系不在上海在南京，暑假钱紫奋去外地写生，没回上海，我深感失望。弄堂里的小朋友也各忙各的，见面时只是相视一笑，没有更多的话，我深感失落，难道这就是长大必须付出的代价吗？更多的时候是在家里看小说，或者跑到复兴公园，在假山上，在树阴下，找一个僻静处，独自一人看小说。我把现代文学课开列的阅读清单拿出来，对照着去寻找必读书，去母亲学校图书室，去卢湾区图书馆，收获不小。想搞一张上海市图书馆的借书证，一直没能如愿。 转眼到了开学时间，仍然由父亲陪同我去报到，心情好极了。
从中弄堂东口沿黄陂南路往南步行二十多分钟，就到了斜桥。斜桥并非桥，正如太平桥并非桥一样，也许很多年前，这里是桥，但现在已成为一个地区的名称。在斜桥等候由桑园街开出的43路公共汽车，便可直达上海师范学院。这是暑假里父亲和我反复琢磨出来的最方便的路线。在多次观察后，我了解了上海公交的一般布局：有轨电车不知不觉退出历史舞台；1—39路是无轨电车，载客多但速度慢；40—199路是公共汽车，两趟车之间间隔的时间有定数，从早到晚都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最为快捷；200及400打头的车只在上下班高峰时出现，频繁而有规律，非高峰时段总是姗姗来迟；300打头的是夜间车。坐上43路公共汽车沿徐家汇路西行，至打浦桥往西一折是肇嘉浜路，再西行二三站就到了商业繁荣地段徐家汇。徐家汇有纵横交错的六七条马路，它的正南是曹溪路，43路公交车就是沿着这条路到曹溪公园，然后西折上曹宝路，经由南北走向的习勤路、柳州路，便到了小有名气的桂林公园，由此向南三四百米，只一站距离，便是终点站上海师范学院。
学校分为东西两部，由一座木桥相连；从汽车站到木桥形成一个“丁”字形，“丁”字的第一笔背后是未经开发的农家田园。东西部面积都大得惊人，除了教学楼、实验楼、图书大楼，竟然还有电影院、音乐厅、小卖部。我们班活动的主要场所在东部，宿舍也在东部，单女生宿舍就有十几栋。睡的还是高低床，但一个宿舍只住六个人。地板是木质的，虽然陈旧，但仍显得雍容高贵。教室是流动的，没有固定教室和座位，有时上两节课在东部，下两节课在西部，我们得来回奔跑。依傍在一潭湖水边的101室，是我们最常用的教室，面积很大，即使是阴天，也不感觉昏暗，因为两边墙上都是明亮的玻璃窗。冬天的时候，我们跑步进教室，为的是抢占朝南窗户的座位，可以享受温暖的阳光。西部的东阶梯教室也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可以容纳三四百人。讲桌上方挂着上下两块毛玻璃的活动黑板，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庞然大物。我总是提前进教室，为的是抢占前面的座位，可以看清黑板上的字，也可以看清老师的面容。一来二去有了经验，就在前排桌斗里醒目地放上一两本无足轻重的书，以示此座有人，我便可以从容而来，不必跑得气喘吁吁。
新的学校给了我新的希望，我觉得时间不够用，真恨不能把一分钟掰成两半用。对于这样紧张的生活，我非常适应，因为唯此我才觉得充实有趣。1961年粮食依然紧张，有人吃你一顿，你必须回吃一顿，这种礼尚往来司空见惯，似乎成为交际的法规，但我再也听不见人们对饥饿的抱怨，至少我是充耳不闻了。除了上课，我不漏掉任何一个与专业有关的讲座，有的讲座即使听不懂，也感到兴奋和满足。我已经养成独来独往的习惯，觉得这样省心省时，无形中疏远了几位松江师专要好的女友。C也约过我几次，我无暇赴约，当即拒绝，松江师专小桥边曾经的徜徉，仿佛已经十分遥远。经过一个舒适恬静的暑假，在饥寒交迫的环境里建立起来的友谊已经淡漠，我曾问自己，我是自私自利之人么？我忘了预科同学给我的友情么？我否认，在我内心深处，珍藏所有人对我的恩惠，但我不愿把报恩化为无谓的相随。时光过去四十多年，我仍然尊称蔡翠华为大姐，你是我永远的大姐。 | 
发表于 2009-2-23 14:08:00
楼主
发表于 2009-2-24 01: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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