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淞沪会战(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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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规化、大规模的全面对外战争是中国各种力量都无法承受的。 　　尽管就全球范围而言，日军没有像样的坦克机械化部队，但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在当时均无法有效地在决定性战役中给予日本军队以致命性打击。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淞沪会战打响，这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役，由于受市区建筑的限制和坦克本身的机械问题的影响，坦克发挥的作用有限。 　　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坦克首次交锋，但这些战斗并没有对战役结果造成多大影响，双方的坦克均从属于步兵方阵，掩护步兵冲锋。当然，这些数目有限的坦克也对战役部署仍有一定意义的。 　　中国国民政府在此次会战中动用了40万大军，张发奎中将指挥第8和第10集团军在战线右翼(包括浦东、川沙)，朱绍良上将指挥第5和第17集团军在战线的中央位置，陈诚中将的第15和第19集团军布置在左翼(包括宝山)。这些国民革命军的精锐部分都是由德国军官训练，采用德式先进装备，号称“国军精华”。 　　与之对阵的为日本第10军，包括从华北抽调的第5和第6师团、从东北调来的第18和第114师团，第1和第2预备步兵旅团,一个战车联队和3个从日本本土运来的独立轻型坦克大队。截止同年11月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所属的9个师团在日本海军第3、第4特遣舰队(含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的护送下，全部抵达上海战区。此时，日军在当地集结了30万官兵、200辆坦克、200架战机和庞大的舰队。 　　8月19日，中国装甲部队首次参战。据当时参战人员史说(第9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回忆，装甲兵团出动两个战车连(坦克重7吨)和战防炮一个营，配属第87师(师长王敬久)攻击杨树浦街区。当日凌晨，坦克随87师发起攻击，但因缺乏步兵的配合，坦克全部被击毁，两个连长阵亡。 　　8月20日，新调来的第36师(师长宋希濂)参加攻击。当日凌晨，一队轻型坦克参加了36师对汇山码头的攻击。据资料记载，这些坦克当时正在厂内修理，临时拉出参加战斗。由于没有步兵配合，这些坦克也全部被击毁。21日凌晨，36师再度对汇山码头展开攻击，一度攻到黄浦江边，但天亮后，日军军舰开始猛烈炮击，日机也开始空袭，攻进码头的部队被迫退回，战车第一连和第二连坦克全被击毁。 　　经过长达3个月、在上海南京路不足10平方公里范围的艰苦巷战后，10万精锐的国民革命军和超过半数的坦克被消耗在这个“东方凡尔登”绞肉机里，而日军大约损失掉6万人左右。

国民革命军从德国引进的 Sd-Kfz-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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凇沪会战是近代中国最惨烈的会战之一。其军队的参战数量和规模在1937以前中国热兵器时代是没有。国军以超过参战部队3/1的伤亡。在一马平川的凇沪拖住了鬼子3个月。只是中国的历史是为胜利者书写的。因为党争的关系。他们的功绩到现在都没有多少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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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复兴社”成立的经过:

提到国民政府的军特机构，谁都知道有“中统”和“军统”。这两个组织的分别成立，是在一九三八年。不过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蒋介石就曾经把大小军特机构集中后，成立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陈焯(当时的“首都警察厅”厅长)分任正副局长。该局分三个处，第一处处长是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是戴笠，第三处处长是丁默村(后来在汪伪组织中做了大汉奸)，后来又换了金斌。三个处之上有一个局本部。当时，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园。第一处在城南瞻园路，第二处在鸡鹅巷，第三处在山西路。第三处没有搞多久，后来就改为特检处了。 对日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又把第一处和第二处的军特分开，分别成立“中央调查统计局”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就是“中统”和“军统”的由来。蒋介石指定：“中统”方面，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为当然局长；而以原任第一处处长徐恩曾为副局长。 “军统”局局长，则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而以原任第二处处长戴笠为副局长。实际上，这两个局都由副局长抓实权，所以徐、戴两人，就成了这两个特务机关的首长。 早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前后，军特活动，事实上已经存在，只是没有正式的大规模的组织罢了。在那时期，陈立夫在蒋身边当秘书，已招揽了一些人员，进行着活动。后来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正式成立了一个调查科，其班底也就是陈立夫原有的成员。另一方面，在一九三一年期间，蒋在“南昌剿匪总部”(后改为“行营”)中，又成立了谍报科，科长是邓文仪。若说那个“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就是“中统”的前身，那么，也可以说，那个“南昌行营谍报科”，就是“军统”的一部分家底。因为原来在邓文仪手下的那批成员，蒋介石后来也指令拨与戴笠了。 不过一提起蒋介石的军特机构中专职暗杀的组织，大家首先想到的却是“蓝衣社”，亦即“复兴社”；所谓“蓝衣社”，“十三太保”，都是从“复兴社”这个组织而来。当时，在该社组织中，有一个特务处，负责人也就是后来“军统”的首长戴笠。而戴笠所搞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也就是在“复兴社”时期举办的。所以追源究始，“复兴社”可以算作国民政府特务组织的源头，至少是在组织上带军事性的特务的起点。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蒋约了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等十多人，全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有邓文仪，因为那时是蒋的侍从秘书，蒋开会时，都由他记录，也是参加者之一。开会时，首先由蒋介石讲话。他很难过的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他这样地叹息了一番之后，接着就叹道：“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 蒋讲完了，大家也默然相对，不知说些什么好。接着第二天，赞衷寒把大家约到家里去谈。十多个人讨论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老头子”(蒋)对局势感到很困难，大家要能体会他的意思。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再集大家开会，会后贺衷寒义把那些人约到他家里去再谈，这次才谈出了一点头绪。所谓头绪，就是众人都认为“要组织起来”。但是怎么个组织法，还是没有具体决定。 三四天之后，蒋介石又叫那些人去开会了。这时贺衷寒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还是有办法的。”蒋听了，说：“你们怎样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跟着又说，最好能有个严密的组织”。 康泽也站起来讲了几句话。蒋介石说：“你们去研究研究吧!”，便宣布散会。 这次开会之后，贺衷寒又多次地找那些人去商谈，对于用什么名称?用什么政治纲领?用什么组织原则?等等，都是商谈的题目。一直谈到十二月初，还没有具体的结果，而蒋介石迫于内外形势，宣布下野。 在蒋下野以后，有一天，曾扩情在南京“浣花菜馆”，请被蒋再三骂过的贺衷寒等十多人晚餐，另外还请了甘国勋、潘佑强、酆悌等人，共开两桌。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又谈“怎样组织起来”的问题。 他们正在边吃边谈的时候，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那是胡宗南。原来他由西北到奉化去，路过南京，特来出席。在座的人表示欢迎他参加，并请他发言。胡宗南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应该赶快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众人同意了他的意见，胡就立即推举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等五个人负责筹备，众人也无异议。胡说完话，立即告辞。许多人不知道胡宗南与“复兴社”的关系，其实他是蒋介石指定的参加者，胡自己也俨然以“老大哥”自居。戴笠也是由他特别推荐给蒋的。 那些人吃过了饭之后，第二天就召开了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王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律条例。在这期间，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人，如彭孟缉、杜心如、娄绍恺、赵范生等等，一共有三十够人。 蒋介石下野之后，赶紧和汪精卫密商合作条件。结果，商妥由汪来当行政院长，负责政治；同时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由蒋当委员长，负责军事；再把林森抬出来国民政府主席。这样，表面上责任由大家分担，而实权则由蒋介石掌握。蒋的这种做法是为了暂时缩小目标，减少外边的反感，以便于渡过风险，到条件更有利的时候，再卷土重来。经过两个月的布监，到一九三二年二月，蒋介石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又宣布复职，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复职以后的蒋介石，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赶快搞成那个 “组织”，他召集那班的学生开会，问他们研究得怎样了。贺衷寒报告了经过，并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由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当面交了上去，蒋都收起来。关于组织名称，贺主张用“力行社”，康主张用“复兴社”；而酆悌自己又另外起草了一份东西，名称叫“救亡社”，单独呈给蒋，蒋因他不是起草人，又拿来交给贺、康等人参考。不久之后，蒋又召集会议，最后决定名称为“中华复兴社’’。这就是“复兴社”的起源。 照“中华复兴社”的社章，乃“以蒋中正先生为社长”。最初，凡入社者都须经这位“社长”批准，后来组织扩大了，才改为分社也可以批准。入社的“誓词”中，有这样的几句： “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守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至于“纪律条例”，其中有许多“不得”，如“不得违抗命令”、“不得有小组织”、“不得泄露秘密”、 “不得倾陷同志”等等，违犯者最重可处极刑。 各事就绪后，蒋介石又再召集会议。开会时，蒋拿出四句话：“驱除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做纲领。 到了一九三二年三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所有经他批准参加“复兴社”的人开成立大会。除上文已提到过的人员之外，还有骆德荣、张元良、任觉五、叶维、梁干乔、侯志明、田载龙、李秉中等等，共约四十人。 当会议正要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黄埔第一期的冷欣，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突然跑进来参加。刚一进门，被蒋介石看见了，他马上跑下主席台，一把抓住冷欣，便向门外推去，一边推一边说：“这个地方没有你，这个地方没有你。”然后紧闭了大门，再回到主席台上，宣布“复兴社"正式成立，并进行选举。 蒋介石是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九人为中央干事，侯志明、赵范生、戴笠三人为候补中央干事。田载龙、萧赞育、李秉中等三人为中央监事，甘国勋为候补中央监事。选举完毕，大会也就结束了。 蒋在当选人中，指定贺衷寒、酆悌、滕杰三人为常务干事，并以滕为书记。田载龙为常务监事。下设四处： 一、组织处，处长周复； 二、宣传处，处长康泽； 三、训练处，处长桂永清； 四、特务处，处长暂时空悬。 直到三月下旬，蒋在南京陵园别墅再召集当初的十多人开会时，才指令特务处长是戴笠，郑介民去做副处长。戴笠只在黄埔第六期读过一阵子骑兵科，连毕业也谈不上，在那群“黄埔老大哥”的心目中，是并不怎样看得起的。特别是郑介民，既是中央干事，反而要他做候补于事戴笠的副手，心中一直不服，但不敢向蒋表示。郑是广东人；戴则是浙江江山人，与蒋同省，“眷顾”之不同，即使在黄埔学生中，在那时候就已开始了。 特务处在四月一日成立，这成了戴笠“飞黄腾达”的起点。所以后来“军统”成立后，他便定这一天为“家庆”之期。 四月初；蒋介石再召集那些干事和监事开会，拿出“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十二个字，命令根据这个做宣传。并吩咐宣传处长康泽负责写个宣传大纲。康就根据这两个口号，写了十五六条出来。 另有一件事，是同年的二月下旬，有一个军校第六期的杨周熙，写了一本书，名叫《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送去给蒋介石审阅，蒋把那书交与康泽，并叫康去考核杨。康把杨找来，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杨倒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运动，是搞法西斯，所以赶快写这本书出来，不然，就会落伍啦!”康即将情形向蒋呈覆，并说杨是投机，意思是说其人不足取。但蒋介石别有会心，结果只把“法西斯化”字样圈掉，而换以“复兴运动”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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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系的“八大金刚”

民国年间，一批风云人物被冠上了外号，桂系三巨头，川军四巨头，唐生智手下哼哈二将，黄埔三杰四凶，黄埔系八大金刚等。 黄埔系八大金刚一般是指：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钱大钧、陈继承这八个将官。 八大金刚第一位的是何应钦，此君当之无愧，老同盟会员，黄埔军校总教官，长期是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号人物，历任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军政部长，后来签定的《塘沽协定》，被指为卖国贼，亲日派，但依旧权柄在握，声势不改，直到到台湾后，才退出了决策层，安然过上了平淡生活。何应钦本人没怎么带过兵，一直在大本营主持，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国地区总受降官接受了日本的投降。何与蒋中正的关系，可以用互相利用为形容，何两次对蒋中正生出异心，一是联桂让蒋第一次下野，二是西安事变准备武力讨伐，按常理蒋中正早就该清除异己，但蒋中正没有，因为何应钦手下有国民党内很大一部分实力，蒋不得不借助，这也是何一直身居高位的原因。何深懂养生之道，待人宽和，提的起放的下，俊杰人物。也因此高寿，活到九十七岁，是国民党内长寿者之一。 第二位应该是陈诚，这个浙江人，炮兵出身，东征中三炮定敌，大得蒋中正的欢心，后来与谭祥结婚，和蒋中正成了干亲家，更的蒋中正的重视，主持十一师时，联合李默庵，肖乾等驱走师长，在讨唐和中原大战中表现优异，在其后的围剿红军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隐隐形成与何应钦抗衡的实力，这是出于蒋中正的默许，蒋中正也想在党内找一股实力牵制何，陈诚自然是最好的人选，也因此陈诚形成的土木系，一跃成为国民党的横跨军政的强大的力量，其十八军，也成为中央军五大王牌之一。陈诚日益得蒋的器重，庐山军官训练团一直担任副团长，抗战后指挥了四次武汉会战，之后长期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为重庆屏护。内战时主持东北，失败，去了台湾，数年经营，为蒋中正准备了良好的后路，也因此变为国民党二号人物，1965年陈诚去世，英雄早逝，举台湾悲。陈诚此人没有什么天赋，做事以勤稳著称，十分注重军人仪表，无论何时何地均精神不已，为人有胆识，曾在敌机轰炸时安然站立，历半小时之久。综观陈诚，实英雄也。 第三位是顾祝同，此人和何应钦有些相同，除了在北伐带兵，其后都在行营本部工作，西安事变后受蒋中正命瓦解张杨部队，完成的十分漂亮。抗战时主持第三战区，也有声有色，其间皖南事变的发生，从此为国人千夫所指。内战中主持国防部，负责蒋中正的军事进攻计划，深的蒋中正的信任，可惜手下有中共的地下党，因此失败连连。此后去了台湾，依旧是重要人物，1987年死，也是国民党的长寿者。顾为人小心谨慎，锋芒不外露，有军中圣人的称号。胸中有沟壑，是成大事的人，其一生好追花逐柳，可谓英雄仗剑，美人相依。 第四位是刘峙，刘峙的生平从他的外号即可看出，北伐时是福将，中原大战的常胜将军，抗日战争是长腿将军，到了内战时，主持徐州，为蠢猪将军。公正的说，刘峙在早期的军事生涯是很辉煌的，不管运气如何好，但能把吴孙打的没了脾气还是有一点能耐的，不象现在所公认那么不堪，或许是年岁过长，没有了拼劲，因此在后来的作战中一败再败，总之说来，刘峙在八大金刚中，打仗的才能是排在倒数的。其实他内战的蠢猪将军并不合适，中原突围或许有判断失误，但淮海战役刘峙几乎没有指挥过部队，上有蒋中正、顾祝同，下有杜聿明，刘峙自知不是这块料，没有插手部队指挥，但后来也成了替罪羊，刘峙没有去台湾，流落印尼，当小学教师度日，后来回到台湾，已是物是人非，唏嘘而已。刘峙素有贪婪名声，敛财有方，后来的结局并不美满，看来为人莫贪为好。 第五位是张治中，这个著名的红色将军，能列入黄埔系的八大金刚实在是出人意料，但细观张的为人，就清楚这是为什么了，张是一个很传统的儒家人，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负责黄埔军校的组建，此后一直便坚持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在黄埔之初，与共产党关系很好，便是遵循了这三大政策，之所以张是唯一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的人，也是因为他竭力逃避内战，认为有违孙中山先生的政策，说白了，我认为张忠于的是孙中山先生，而不是什么蒋中正，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靠向大陆的根本原因。说起蒋中正和张的关系，蒋中正一直是很器重张的，对张的意见都要考虑，这固然是张自己本身的才能，更重要的是蒋中正对张的绝对信任，在中原大战时，张被委以重任，危局过后，便回到军校当教育长练兵，在后来的凇沪抗战，平定十九路军，凇沪会战的战役中莫不如此，不争兵权，也因此张在抗战开始后长伴在蒋中正的身边，担任政治部长和三青团书记长等要职，后来任西北行营长官，救了一批被盛世才囚禁的共产党，他还促成了两次和谈，第二次和谈时留在了大陆。综观张的一生，不爱财，自律甚严，厌恶内战，爱国热情高昂，实在是个伟男子，真英雄！文革中受到冲击，但在毛周的保护下，没有受到大的伤害，随后逝世，一生坚持自己的信仰，伟哉张治中！ 第六位是钱大钧，此人的一生算是多姿多彩，带过很多次兵，也曾在大本营有过指挥全局的运筹帷幄时候，更有从政当上海市长的经历。钱大钧的军事生涯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早期的二次东征以六连士兵破陈炯明的四千之众算是绝唱。此后的北伐，中原大战，剿共俱有钱大钧的参与，没功劳也有苦劳，或许是看到了这一点，蒋中正把钱大钧调来身边当了侍从长，西安事变中一度受到蒋中正的猜忌，但钱大钧中的枪伤帮了他一把，反而连累曾扩情。后来任军政部次长，抗战结束后出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后来去了台湾。钱大钧亦长寿，八十九岁方死。钱大钧爱财，犹胜刘峙，时人根据他的名字取“钓大钱”，抗战后作为接收大员狠狠的捞了一笔。到台湾后，转向于体育事业，为台湾的体育做了杰出的贡献。 第七位是蒋鼎文，原来是元帅府的副官，后来在军中有了一席之地，曾围剿红军，参加蒋桂战争，中原大战，解决福建事变，西安事变中传递信函，为蒋宋所感谢，抗战后任西北行营主任，后来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引咎辞职，此后虽然还在国民党中，但已经不再担任重要职位，转而经商，倒是颇有收获，去台湾后，衣食无缺，得以善终。蒋鼎文此人，贪花胜过顾祝同，尤其是中意“嫖”，感染性病，为民国一大笑话。 第八位是陈继承，此人受蒋中正的重用，参与了诸多事件，却没什么关键的地方。正是没有什么大功，也没有什么大过，不出彩，唯一著名的一次是镇压青年学生的“七五”惨案，后来也是去台，52年退役，到招商局担任顾问，善终。 综合看这八个人，他们都是蒋中正及黄埔系的第一批嫡系成员，他们或毕业于保定军校，或毕业于各省速成学堂，在黄埔中都是教官一级的人物，在国民政府中央部队中，他们是第一批军长师长，长期活跃在民国，活跃在国民党内，他们也是黄埔系的元老，可以说，在国民革命军中，就是在这一群人的带领下成长壮大的，尽管后来的结局各异，但他们在民国这个舞台上的角色是不应该被人淡忘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18 14:45:3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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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保卫战17位殉国的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将军

作者：江上瞽

? 注：这是目前能查到的全部17位追赠少将以上的高级军官。他们的履历、事迹往往零散或充满错误，有些是回忆失实，有些干脆就是构建在想象之上。虽然尽力做了些整理、校勘、核实、考据的工作，但也依然不尽如人意，希望有高手能给予指正和补充。另外，有些上校军官如程智、李杰、李少霞、谢彩轩、倪寿龄等因未能找到追晋少将的记载，尽管其级别与已收入者相仿，但也放弃了。 少将十一人　　 萧山令（1892-1937）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代理首都警察厅厅长、南京市长等。 字铁侬，湖南益阳人。1910年入陆军小学。次年毕业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1916年毕业。回湖南蔡钜猷、贺耀祖部任连长、营长、团副、参谋等职。1928年任益阳县县长。1929年1月任首都宪兵司令部中校参谋，1930年升参谋处处长。1932年任总务处处长，主管全国宪兵的编制与训练工作。1936年3月攫升为少将参谋长。1937年11月中旬宪兵司令谷正伦赴武汉就医，升任宪兵司令部副司令，成为南京宪兵首脑。旋首都卫戍司令部成立，长官唐生智命令其代理首都警察厅厅长暨南京市市长，以便宪警协调行动。因积极组织修筑野战和城防工事、维持市内秩序等，颇受好评。12月，南京保卫战开始，所属1万余名宪警除负责防守城内重要据点外，还协助防守上新河、雨花台、光华门等处复廓阵地，光华门战斗最激烈时清凉山宪兵部队曾被调遣驰援。12月12日上午城防危殆时，命令宪兵增筑城内街垒工事，准备巷战。下午奉命撤退，并殿后督队。夜于仪凤门外又指挥宪警与追敌激战，渡江时为日军汽艇机枪扫射身亡。后追晋中将。　　 朱赤（1900-1937）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少将旅长。 字幼卿，号新民，江西修水人。小学毕业后于私塾任教。1925年7月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参加北伐，任见习官，随部转战湖南、江西。因战功升任排长、连长。1932年参加淞沪抗战，因功升任营长。1935年，随部进驻江阴、常熟一带，构筑锡澄线及吴福线国防工事。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任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三团团长，屡次请战效命。8月，晋升为二六二旅少将旅长，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曾在上海八字桥等地首战日军，攻占日本海军司令部。8月下旬，退守苏州河和江湾一线，多次击退日军进攻。11月初，奉命率部退往南京。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八十八师以二六二旅、264旅及一个补充团兵力守卫雨花台一带。9日，日军第六师团突破牛首山，先后以两个联队向雨花台发起猛攻，均被击退。10日以后，日军于光华门附近攻击受阻，遂以两个师团在飞机、大炮、坦克的协同下全力猛攻雨花台。守军奋勇血战，反复肉搏，第一、二线阵地相继被摧毁，仍率余部退缩至核心工事顽强抗击。12日下午，部队损失殆尽，仅余特务连，遂命士兵打开几十箱手榴弹盖子，用绳串连导火索，待日军进至阵地前沿时全部引爆，敌人遗尸遍地。不久，因弹尽力竭全部壮烈殉国。　 高致嵩（1898-1937）第八十八师264旅少将旅长。 号子晋，广西岑溪人。岑溪县立中学毕业，任乡村高等小学教员。1925年7月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1月毕业后任见习官，参加东征、北伐诸役，历任排、连、营长等职。1930年调南京卫戍司令部。1931年底，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二师改编为陆军第八十八师，任该师中校参谋。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2月，随八十八师开赴上海支援十九路军，作战负伤。1933年调任湖北省保安团营长，参加“围剿”工农红军。1934年，投奔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兼浙赣皖边区“剿fei”司令官俞济时，升任保安处补充团上校团长，旋改任第三团团长。参加“围剿”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937年8月，率部参加淞沪会战，被编入八十八师264旅。因功升任264旅少将旅长。11月，奉命撤退。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与二六二旅朱赤部协同防守雨花台阵地，连日顽强抗击日军进攻，毙敌数千。友军阵地被突破后，三面受敌，仍率部坚守阵地。12日下午，与全旅大部官兵壮烈殉国。后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1986年3月，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易安华（1900-1937）第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少将旅长。 字福如，号济臣，江西宜春人。江西省立第八中学肄业。1925年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宪兵科。次年毕业，任军校宪兵教练所见习少尉队长，后调任中央宪兵团排长，参加北伐。1927年升任浙江警备司令部第三补充团上尉连长。1928年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次年入中央教导队。毕业后任教导第一师第一团上尉连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升任少校营长。次年，教导师改编为陆军第八十七师，任该师第二六一旅五二二团中校团副。1932年赴上海增援十九路军抗日。1933年冬，升任该团上校团长。 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随八十七师围攻上海市区日军阵地，毙伤大量日军，遂任该师二五九旅旅长。11月，奉命撤离上海。后于镇江任戒严司令。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防守中华门右翼阵地。9日，日军猛攻光华门、通济门、雨花台。10日午后，第九师团部分日军冲入光华门，占据沿街房屋。乃率部与该师二六一旅经过8个多小时血战，全歼入城日军。易安华与二六一旅参谋主任倪国鼎等30余官兵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罗策群（1893-1937）第六十六军一五九师少将副师长。 广东兴宁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工科毕业。历任参谋、营长、团长、师参谋长等职。抗战爆发时任第六十六军一五九师四七五旅旅长，参加淞沪会战。9月在刘行与日军血战9昼夜。又于杨木桥指挥击溃日军劲旅久留米师团，因功升任一五九师副师长。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因师长谭邃有病先期过江，代行师长之职。曾率部在汤山阻击从京杭公路北上之敌两昼夜。12日夜，来自广东的六十六军、八十三军集合部队出太平门，沿京杭公路向皖南突围，率一五九师奉命打前锋，在紫金山北麓的岔路口遇敌阻击，数次冲击不果，乃亲自率队向敌冲锋，不幸中弹殉国。　 姚中英（1896-1937）第八十三军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 字若珠，广东平远人。1924年于平远中学毕业，参加革命军，旋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25年参加东征。毕业后参加北伐。后入陆军大学第八期，毕业后回广东任陈济棠部独立第一师二旅六团中校团副、燕塘军校上校教官等职。陈下野后，调任余汉谋第四路军教导旅上校参谋长。1937年，以上校团长职务由广东韶关奔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因功升为第八十三军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后在镇江设防。12月初，镇江被日军占领，撤往南京，扼守汤山一带。8日，奉命率部与三十六师预备二团在紫金山以东的青龙山、龙王山一线，掩护第一线守军退守复廓阵地，与衔尾猛攻的日军连日激战，后因伤亡惨重退入太平门。12日，指挥所部向日军兵力薄弱处突击，身先士卒，辗转冲杀，不幸中弹，壮烈殉国。　　 司徒非（1893-1937）第六十六军一六O师少将参谋长。 字严克，乳名荣，广东开平人。早年在广州贩报为生，后入印刷厂，半工半读。1917年入保定军校第六期，1919年毕业。1922年，任游击总司令，协助孙中山讨伐在广州叛变革命的陈炯明。后历任江门市市长、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广东省政府参议员。1932年1月，任十九路军独立团团长参加淞沪抗战，作战英勇，被报章赞誉为“大胆将军”。战后，为十九路军将领追悼阵亡将士撰写挽联：“挥戈比鲁阳，及尔皆亡，泪落吴江湖猛士；掣挺击倭奴，为民效死，伤哉血浦招英魂。”1933年11月，随十九路军在福建省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在香港经营礼香酒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任第四路军少将高级参谋。一六O师参加淞沪会战时，在该师协助指挥。11月，上海沦陷后，随军退守南京，任一六O师少将参谋长。12月6日至8日在汤山阻敌。10日所部刚撤至大水关，又奉命调入城内准备巷战。12月13日随部经太平门突围至句容，身中数弹殉国。　 李兰池（1899-1937）第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少将副师长。 字锦卿，辽宁锦西人。1926年冬，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步兵科。1928年8月毕业，入东北军缪澂流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副、团长等职。1933年，随部参加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旋即转赴关内。1937年，以第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少将副师长之职参加淞沪会战，驻防江苏南通、海门等地，守备长江左岸。11月，率部渡江据守江阴要塞。在日军第十三师团进攻下顽强抵抗，浴血苦战，连连退敌。后日海军参战，阵地工事大部被毁，官兵伤亡甚多，乃于12月1日向镇江突围。10日开赴南京前线，在蒋庙一带与日军激战，亲上火线督阵，击退日军进攻。12日，南京城破，奉命突围，率队冲锋时于太平门附近中弹阵亡。　　 刘国用（1898-1937）第七十四军五十八师一七四旅少将副旅长。 号剑豪，广东梅县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1925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教导队教官和第十五师二团排、连长。1930年起历任第十六师一团少校营长、中央军校南昌分校中校教官。1936年起任第七十四军五十八师三四四团团副、上校团长。1937年8月任该师一四七旅少将副旅长。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防守牛首山。9日，在与敌激战3日后，退守水西门以东地区为预备队。继续与敌激战，13日于水西门外殉国。 　 蓝运东（1899-1937）预备第十师少将参谋长。 字阜伯，湖南醴陵人。1924年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后升至军事委员会军务局专员。1937年10月由福建新兵编成预备第十师，任少将参谋长。12月于南京殉国。　　 万全策（1902-1937）教导总队第一旅少将参谋长。 广西苍梧人。师范生。入广东西江讲武堂，后进过中训团研究班。1924年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队，转第二队。1937年，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一旅少将参谋长。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第一旅防守紫金山南的工兵学校左侧、孝陵卫、西山、中山门一带，旅指挥所设紫金山第一峰。自8日起协助旅长周振强与敌交战，主阵地始终未失。至11日战事最激烈时阵亡。　　 追赠少将6人 雷震（1901-1937）教导总队第3旅上校副旅长。 原名汝勤，四川蒲江人。先后就读于邛来县的邛大蒲联立中学、成都法政学校及熊克武所办建武学校。1924年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炮兵科，改名雷震。1925年毕业，留校任军械处党代表。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蔡廷锴部历任连长、营长。1932年参加淞沪抗战，时任团长。1937年抗战爆发，调南京，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三旅上校副旅长。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坚守紫金山阵地。12日下午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撤离，雷震率部留守。13日，掩护军民于下关火车站乘火车突围，与连长雷天乙等上最后一节车厢殿后。日机空袭将列车炸断，火车头拉着前面车厢开走，乃下车指挥官兵抗击日寇，力战阵亡。1938年9月追晋为少将，入祀蒲江忠烈祠。198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谢承瑞（1905-1937）教导总队第一旅二团上校团长。 江西南康人。1927年10月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攻读陆军专业，1930年1月毕业。1937年时为教导总队第一旅二团上校团长。所部与八十七师二六O旅防守工兵学校。9日，防守淳化的五十一师败退回城，在尾追的日军第九师团的猛攻下阵地失守，遂退入光华门与八十七师、一五六师、宪兵教导二团等坚守城垣，并迫退城外日军。10日，光华门两次被突破，但入城日军均被歼灭，有少量残敌隐藏于城门洞内。遂建议组织敢死队清除残敌获准。半夜，从箭楼上将汽油桶摔到门洞口，点燃烧敌，并亲率教导二团敢死队打开城门，与从城上缒下的一五六师敢死队前后夹击，敌人悉数被歼，且俘获一人，原本抱病参战的谢承瑞为火焰灼伤。此后坚守光华门。13日凌晨始受命撤往下关，在挹江门因身体虚弱被拥挤失控的人群踩倒身亡。后追赠少将。　　 华品章（1902-1937）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上校副旅长。 字荣衮，后改希平，四川西昌人。1924年赴成都考入国民革命军军士教导队，毕业后在军中服役。1926年入黄浦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炮兵科，在校时即参加北伐。1927年6月毕业。先在第五十八师历任排、连、营长，后调第七十二军八十八师任军士教育大队长。因训练有方，升任该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中校副团长。1935年升任该旅野战补充兵团上校团长，入川驻防灌县。1936年秋奉调回南京，升任二六二旅副旅长兼野战补充兵团团长，驻南京外围。1937年8月开赴上海前线抗击日军，11月底撤至南京整补备战，驻守雨花台阵地。12月9日，随部先后击退日军两个联队的进攻。后日军主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协同下连日猛攻雨花台，战况激烈。12日下午华品章在拼杀中壮烈殉国。1939年8月追晋为陆军少将。　 韩宪元（1902-1937）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上校团长。 广东文昌人。1925年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37年时任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上校团长，参加淞沪会战，英勇拒敌，坚守四行仓库掩护撤退的谢晋元即为其所部团副。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防守雨花台阵地，激战累日。12日，在雨花台与旅长朱赤等壮烈殉国。后追赠少将。　 黄纪福（1902-1937）第六十六军一五九师四七七旅上校副旅长。 广东梅县人。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后入第十一教导队学习。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曾参加北伐战争。1936年在第六十六军一五九师任团长。1937年率部在刘行、广福等地奋勇抗击日军，予敌重创。12月，任四七七旅副旅长，参加南京保卫战，在汤山拒敌。汤山失守后经麒麟门退大水关集结待命。10日随一五九师调驻明故宫，策应增援光华门的一五六师。12日，南京失守，随六十六军经太平门突围，沿途战斗中壮烈牺牲。后追赠少将。　　 蔡如柏（？-1937）第六十六军一六O师九五六团上校团长。 广西邕宁人。广西陆军干部养成所毕业。历任排长、营长等职。1936年任第一集团军第十一师参谋长，后调任六十六军一六O师上校参谋处长。1937年8月，参加淞沪会战，负责一六O师作战补给等工作。上海失守后，调任一六O师九五六团团长。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曾随部在汤山阻敌。8日，汤山失守，随六十六军奉命退大水关休整。13日，随部突围至汤山时遭遇日军第十六师团主力的攻击，战斗中壮烈牺牲。后追赠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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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看头～另一个角度看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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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之剑-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们

这是一段尘封的历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斯·鲍尔（Max-Bauer）、赫尔曼·克里拜尔（Hermann-Kriebel）、乔治·魏采尔（Georg-Wetzell）、汉斯·冯·塞克特（Hans-von-Seeckt）、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von-Falkenhausen）……这些璀璨的将星、德军的精华，销声匿迹地来到了中国。他们以日尔曼人特有的方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领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犹如一柄柄深藏鞘内的利剑，随时都会有惊人的一击。 中德两国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蜜月期”：一方面德国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品、军火的市场，中国所拥有的丰富的战略物质-钨、锑、锰等更是他们称霸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蒋介石醉心于德国的军事化、工业化、中央化，对领袖崇拜、个人独裁有浓厚的兴趣。他希望能从德国输入军队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战略战法、战斗技能，尤其是让那种“德意志精神”能灌输到他麾下军队的脊髓，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对内捍卫其统治、对外抵抗侵略。 德国军事顾问于是就应运登场了。十年间，共有135位德国顾问在华任职。他们积极地参与了中国的“安内”与“攘外”。帮助国民党政府训练军队、采购军火、出谋划策。“蒋桂大战”、“中原大战”、“五次围剿红军”都有他们的身影。另一方面他们以高超的素质、踏实的工作、严谨的作风，在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提高军事素质和向现代化过渡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对后来的抗战也有巨大的影响，例如法肯豪森总顾问就拟订过抗战的总蓝图。“一·二八”抗战中，德国顾问亲手训练的87、88师打得威风八面。而“八·一三”抗战，更被日军称为“德国式的战争”。 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个德国顾问是马克斯.鲍尔。 鲍尔是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炮兵专家。他头脑精细，目光锐利。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都是出自他的头脑。时任总参谋长的鲁登道夫对他言听计从。故有人比喻：鲁登道夫是敲响德国战鼓的大槌，而鲍尔是大槌手。他是炮兵专家，一战中他发明的重炮出尽了风头。柏林大学为此而授与他名誉博士学位。在参加1920年3月旨在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普政变失败后，他浪迹于奥地利、西班牙、阿根廷。甚至在苏联红军中也担任过顾问。 1927年，他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顾问生涯。蒋介石与其关系融洽。鲍尔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阔斧手段铲除一切离心力量，进行一切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改革。此外他对军队的裁减、重建、整训及经济的发展，重工业、航空运输业、农业、矿业的建设和中国财政体系改革等多方面都有有价值的意见。这深得蒋的赞许。在“蒋桂战争”中，他居间调度，计划周密得体，使蒋在军事指挥上觉得异常轻松。 但1928年5月，他突然因病在上海去世。（对其死因有一种传闻：由于他在“蒋桂战争”中，一直建议蒋对桂系除恶必尽，因而遭到西南实力派人物的嫉恨，在一次宴会中被下毒而死。）鲍尔来华时间不长，但他组建了顾问团，创立了顾问团的工作模式，规划了工作方向，为未来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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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克里拜尔（Hermann-Kriebel）

赫尔曼·克里拜尔是老牌纳粹，这里是一张他与啤酒馆暴动“同志们”的合影照片。左起第4人就是克里拜尔，第5人是鲁登道夫，第6人是希特勒，右起第2人是罗姆。

鲍尔推荐的继任者是希特勒啤酒馆政变的共同参与者和一起入狱者赫尔曼·克里拜尔。蒋对这位前八国联军的中尉并无好感。双方在作战的战略思想上矛盾重重。蒋认为内战中军事和政治并重，实力和阴谋并重。而克里拜尔则对蒋“炮弹”、“银弹”甚至“肉弹”齐上的手法很为鄙视，认为胜之不武。加之他的威望远不如鲍尔，很难服众。因此一直同国民党官方和顾问团内部关系紧张。虽然在军事指挥上，他也称得上兢兢业业，在“中原大战”中亲赴前线筹划布防，协助蒋拟订作战计划，但1930年5月终被换马。 乔治·魏采尔（Georg-Wetzell） 前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乔治.·魏采尔接任顾问团第三任总顾问。这位一战名将，拟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在作战方面是对蒋帮助最大的一个顾问。“中原大战”、围剿红军、“一·二八”抗战他都出力颇多。整军建军方面他也有所建树。 “中原大战”反蒋军70万之众，兵分四路-津浦、陇海与鲁西南、平汉、湖南，来势汹汹。魏采尔指挥若定，攻敌之必救，将焦点锁定在平汉、陇海战场。在平汉战场上以杂牌军和空军牵制反蒋军。尤值得一提的是空军，在德国顾问的调教下，空地协同作战初具威力。德国顾问要求很严格，规定空军在陆军发动进攻以前，必须全力轰炸对方阵地。在发起攻击后，部分飞机必须在阵地上空掩护陆军的迅速攻击，晚上才允许返航。冯玉祥部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亦死于容克式飞机的轰炸中。反蒋军不得不从主战场抽调兵力。在陇海主战场上，蒋军投入重兵。其中德式装备、训练的教一师、教二师、十一师很是发挥了战力。如教二师被西北军勇将吉鸿昌重兵被围在管村，面对以勇猛善战、吃苦耐劳而勇冠各军之首的西北军，教二师的火力配备、防御组织相当出色，令阵地前尸横遍野，吉鸿昌虎目流泪。整个大战期间，德国顾问不顾生死，穿梭于前线。魏采尔更是下榻于蒋的专列上，蒋的每个决策无不先咨询在先。蒋对其的忠诚、勇敢、勤勉，甚为嘉许，给予了“功不可没”的评语。 在对红军的围剿中，魏采尔也积极出谋划策，给红军造成了相当的危害。如第三次围剿，蒋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仅过一个月后，乘红军分散各地之时，闪电般地驱军长入，从各角度直切苏区腹地，占领了广昌及前二次围剿从未染指的宁都，一时气焰嚣张，红军暂时陷入被动。但英勇的朱毛红军最后仍赢得了胜利。毛泽东主席后来评价到这是“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朱毛手握指南针亲自带领部队穿插前进，这在以往和后来的行军中，如此紧张慎重是决无仅有的。 “八·一三”抗战中, 德式样板师第五军所辖87、88师，全部投入战斗，重创日军。如“庙行大捷”，日军精锐之第九师团、米久留师团受重挫，遗尸三四千具。让我们看看日方的评论。日方断定他们遇到了德国顾问训练的样板师。在前线观察家发回国内的报道中称：“德国人在公然违背‘凡尔塞和约’，但必须承认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是有效率、有成效的。在沪战中支那军队的表现已说明，他们在战争理论和战术运用方面，已接近了战争的精髓。在某些局部的配合，可以窥出平时训练的有素。自动武器的配备率也普遍高于国内其他的部队，这是一个可怕的趋向。”蒋在给张治中（时任第五军军长）的电报中也赞誉到：“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第五军的声价由此大增，为以后厕身五大主力打下了基础。 魏采尔对军事教育的加强起了很大的作用。先后协助创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等学校。在教学上，屏弃了过分拘泥的日式成法，采纳“专在切合战用之实地工作”的德国典范令。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特种兵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他的大力倡导下，陆军的合成化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新型的炮兵、航空兵、骑兵部队初见雏形。大量的特种兵器材列入采购计划。他的整军建军计划，虽然加强了蒋的反共实力，但也充实了中国的国防力量。 尽管他对蒋帮了不少忙，但蒋与他关系一般。他对蒋手下的军队批评太多，而且往往不太客气，激动时指手划脚，为蒋所恶。德方的解释是“头脑不够灵活，对经济事务缺乏兴趣”，所以与蒋交恶。1934年4月11日，他终于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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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冯·塞克特（Hans-von-Seeckt）

赛克特毕业于德国陆军军校，历任德国陆军参谋长、陆军总司令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助重建德国陆军，有德国“国防军之父”之称。1933年5月，赛克特访华，受到蒋介石的礼遇，提出“中国陆军改革建议书”，隔年受聘为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全面筹划国民党军事的改组与训练，并促成德国对华贷款，对中国的抗战事业贡献卓著。

接替他的是蒋最喜欢、最钦佩、在华待遇最高的、来华地位最高的德国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德方评价说，在他来华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本人的影响达到了异乎寻常、令人惊奇的地步。 塞克特在华期间，不仅担任总顾问，还被委以前所未有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即蒋的代理人。他以此身份出面，可以代表蒋与国民党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地位仅次于蒋。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也须亲自到蒋的官邸向他请教。而且规定每周二、五上午，10时-12时，还需事前登记，过时不候。 塞克特不是浪得虚名。在德军中，人们把他和传奇人物毛奇、史里芬并举。认为毛奇从最基本点铸造了德国现代战争的模型，并奠定了指挥原则。史里芬展望并设计了宏伟的计划，给德国带来了无比的光荣。而塞克特则在一战的灰烬中，呕心沥血重建了德国陆军。建立起了森严的小型军事武装，其中每一分子和细胞的安排极近完善与充实，一旦时机适当即可无限制地扩充。他把每个士兵训练成可领导和指挥作战的骨干，每个军官培养成未来的统帅。在濒临灭亡中保存了火种，故被誉为“国防军之父”、“国防军的杰出缔造者”。

1936年，德国派华军事顾问团团长赛克特将军在柏林病逝，南京国民政府为其举行的追悼会灵堂一景。

他给蒋的帮助主要不是在军事指挥上，而在德国的军国主义的建军方针和思想。他明确地提出所谓的“中国建军的三项中心思想 ”：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二、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他专门使蒋认识军事强权在国家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他提倡“坚强的、一心一德的领导”，声称只有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才能够“对涉及经济、财政，首先是民众教育与宣传等每一项国家措施加以通盘考虑。”这使崇尚铁腕和独裁的蒋有了顿开茅塞的感觉。 在整军建军方面，他提出以有限的物力财力，尽快建立一支小型核心武力-模范军。先编成6—8个师，然后扩展到18个师（大约30万人）。此外在帮助中国发展军火工业，开展军事技术研究，设计未来抗日整体战略，引进科学技术人才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无奈繁重的事务使他精力不支，卧病在榻。1935年，蒋只能依依不舍地送别他回德修养。临行时，他以“最诚恳的心情”推荐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 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von-Falkenhausen）

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

法肯豪森对抗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拟订了抗日的战略总蓝图。这位较正直的军人，对中国的军事训练，改革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等方面投入了满腔心血，尽心尽责地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7月，他拟就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二年后爆发的抗战的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 在建议书中写道：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然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设想则政府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气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罪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 ” “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 他主持了长江江阴要塞的布防，凇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在中德军工间的合作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尽量使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极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以致于有些德国公司气恼地骂他“是不是德国人？ ” 抗战爆发后，德国顾问的身影始终在最前线出现。华北、凇沪、徐州等等。德式样板师、德式装备在抗战初期，对支撑大局功不可没。 二战开始后，由于日德的特殊关系，1938年，德政府严令顾问团回国。甚至以不归国以叛国，取消国籍没收财产为胁。7月8日，法肯豪森等顾问在广州挥泪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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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当时中国军队的实力就是曼施泰因，古德里安来了也没有用了

螃蟹s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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