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一辈子就与瑞士这么一个小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一切都是从认识马塞尔·唐纳(Marcel Tanner)教授开始。
我出生在江西,高中毕业赶上下乡潮,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几年。七七年恢复高考有幸中榜,分配给了一个我从来就没有想过的医学专业学习,远离了我家祖辈几代为人师表的职业理想。为此,从来没失过眠的我整整三个晚上没睡好觉,当熬过了漫长而艰辛的五年学习,立志成为一个外科医生的时候,组织上又偏偏分配给了我一个最陌生的冷门专业-寄生虫。虽然我们都将富人们比作寄生虫,但正真得寄生虫病的却是最底层的老百姓。先后两次出校门后都与农民兄弟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历练了我的忍耐性和满足感。
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卫生部领导相中,从江西到了北京,开始了一个小小公务员的生活,当时主要是负责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联合科研管理委员会(Joint Research Management Committee, JRMC)的秘书工作,委员会由不同领域9名专家组成,中方5名,外方4名,外方之一就是马塞尔. 唐纳,一位来自瑞士的流行病学教授(1952年10月1日出生,时常开玩笑说是真龙天子。时任巴塞尔大学自然科学院院长,瑞士热带病研究所所长)。四年的秘书工作,不知道起草和打印了多少份文件,只是明显感觉到自己速度的提升;也不知道接送过多少人次外国教授和专家,只是明显感觉到自己语言表达和礼仪顺畅。
1992年我有幸第一次跨出国门就是来到瑞士,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的日内瓦与瑞士热带病研究所的巴塞尔。巴塞尔总体印象是保存完好的百年古建筑,日内瓦则是感觉城市虽小,但国际化程度极高。从日内瓦到巴塞尔的火车简单而方便,加上沿路火车窗外的风光,给了我极深刻的印像,生活在这里就是天堂般的感受。
我并没有奢侈的想过,也没有想像过,有那么一天生活在瑞士。而这突如其来的机缘,就发生在我送马塞尔. 唐纳教授回瑞士去首都机场的路上,他承诺帮我申请巴塞尔市政府的奖学金留学瑞士。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他的决定是经过多年对我的观察而作出的。出国手续很快也很顺利的办妥,半年的理论学习和考试都比较顺利的通过了。剩下半年的时间,按照国内的惯例就是等着老板下指示,一周很快就过去了,好象也没什么动静,我暗自高兴,准备游它个瑞士一遍。第二周开始教授让秘书把我叫到办公室,他严肃通知我准备收拾回国。我全懵了,不是还要开题的吗?我说。是要开题。但你的题在那,我帮你准备?这时我才清醒过来,问题要自己去想,答案要自己去找。一向和蔼可亲的教授,变起脸来比小孩还快。在中国我一直是好学生,在学校服从老师,在单位服从领导,以完成任务而光荣,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回彻底摔了个大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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