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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下午，Y阴沉着脸对我说，我们受骗了。原来当我们七个毕业生登上西去列车后不久，学校就宣布了分配方案：全部留在上海任教。Y的眼睛喷出怒火，他说，师院是骗子，把我们骗到新疆，我要告他们！消息是Y的表弟，同为毕业生的何定华传来的。我也惊呆了，当初师院领导对我们说，国家困难，你们毕业分配成了问题，只能待业在家。作为上级领导，怎么能撒弥天大谎呢？但我心里没有愤怒只有悲凉，我知道木已成舟，不能改变什么。Y坚持说，要联络其他在疆同学一起上告。我说这是徒劳，当初没人强迫，是我们自愿来疆，我们还上台表过态。我清楚记得，在分配志愿书上，我和Y第一志愿都是新疆，第二才是“服从分配”，还能说什么呢。随后收到父亲来信，内容相同，他痛心地责怪我感情用事，沉不住气。我无话可说，我承认纯粹是为了Y才来边疆。但我清醒地意识到，事已至此，绝没有挽回的希望；该做的事是尽快平静下来，给自己找一个最合理的理由，安心扎根边疆。我的暧昧态度使Y发了火，他大声责备我软弱无能，并把正在吃饭用的筷子，朝我脸上扔来。我没有想到他会如此激动和粗暴，非常伤心，从此以后我和Y之间有了抹不去的裂痕。
我们好多天没有说话，心里沉甸甸的，直到袁素梅休学事件的发生。就在放暑假前的一个多月，有一个早晨，袁素梅红着脸走进办公室，她对她的班主任说不上学了。我们都很吃惊，还有一年就初中毕业，为什么中途辍学呢。班主任追问之下，袁素梅说家里困难，供不起她。袁素梅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班主任当然舍不得她走，说你家困难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凑凑和和也过来了，为什么不能坚持到明年毕业呢？我也在一旁劝说辍学太可惜，有了文化才有出路。袁素梅红着脸看我，足足有半分钟，终于说了实话。原来她母亲的病一直拖着，因为没钱看；现在连里得到石河子八一棉纺厂的招工指标，第一个就想到她，机会实在难得。袁素梅说，自己很想继续上学，但人不能太自私，只有退学找工作，才是家里最好的出路。班主任深深地叹一口气，我也非常心痛。十三四岁年纪，就要承受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命运对这个美丽的少女太不公平。除了这一点，我内心深处对袁素梅还有别样的感情，她不仅是我从教伊始的首届学生，而且是我的朋友和知己，她曾用自己爽朗的笑声和纯真的关切，给了我许多慰藉和支持；而今她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不能袖手旁观，当即萌生帮助她的念头。但这不是小事，我想到Y，我要告诉他我的决定。
Y似乎忘记了前些日子我们的龃龉，他非常赞同我的想法，说我们应该帮助贫下中农，我们一个月有五十多元工资，根本用不完，每个月支援她一半，就可以解决她的困难。得到Y的支持我非常兴奋，第二天就去找袁素梅，没想到她跟班主任交待后就回了家，据说必须赶在月底前去棉纺厂报到。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后悔没有及时挽留。那时候既没有电话，又没有交通工具，这件事成为我当初和以后几年中极大的遗憾。 那些年间，由于社会的动荡，以及我工作环境的变迁，我失去了和袁素梅的所有联系，她可爱的模样也在我脑海中渐渐淡忘。直到改革开放不久，石河子城兴起烫发热潮，我也赶时髦，起早到八一棉纺厂所属的理发馆烫发。那时每天只烫二三十人，需天亮取号，取上号再交钱，然后排队烫发。在晨曦薄明中，我意外地遇见十多年前的小朋友袁素梅，而她已经成了理发员。我们四目相对，满肚子话不知从何说起。她拉着我的手，还是那样妩媚的笑靥，还是亭亭玉立的身姿，只是眼角有了细微的褶皱。以后也是因为交通和通讯的不便，我们再一次失去联系。阔别新疆二十年后，我于今年三月去探亲，很想见一见我的小友袁素梅，但听说她去了南山煤矿。细细算来，她应当是近六十的人，一定子孙满堂了。
放暑假的最后一次教师会上，校长安排了下学期工作，Y继续他的班主任，直到初三；我的工作有了变动动，我将担任初一一个班新生的班主任，两个班的语文课。当时的感觉很复杂，既有对老班的不舍，又有对新任的向往。放假前夕，许多学生来跟我道别，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我的工作调动，他们依旧热切地借书，书架几乎空了。直到开学还书时，才知道我的调动，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相同的意思：极不愿意我的离去。我又感动又难受，只得反复安慰这些纯真的孩子。
我的新班也只有三十多人，四十多年过去，我至今记得大部分人的名字，因为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我的学生，他们是和我一起成长的伙伴。我们曾一起见证国家的历史和命运，一起度过那些艰难岁月。让我记下他们的名字：唐建国、张放、廖小珍、郭利人、周文琦、袁留明、习学成、邓翊汉、朱疆湘、裴西荣、吴文孝、罗耀光、王广木、郭福亭、杨秀琴、刘永从、王延美、陈国华、姜翠娥、张伯天、秦文亮、方永宏、吴凤兰，我还记得没上完初中就辍学的郑凤英和邹学绪，记得插班生杨维林，记得后来到山东的王美玉。同时记得同年级不同班的李兵、申国文、邓新民、裴丽年、胡进疆、袁朋抟、梁一鸣、窦春莺、白凤英、陈国强、褚胜兰、张菊香、史培中、陈茂平、王瑞莲、张伯庆……而今，他们都已年近花甲，有的功成名退，有的还在发挥余热；而廖小珍、郭利人、杨维林、方永宏和吴凤兰，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英年早逝，愿他们安息。
得到名单后我很兴奋，马上计划暑假走访，我还以为和上海一样便利。一问吴浩老师，才知大部分在老王庄，没有交通工具，无法成行。我抱怨新疆的交通怎么这样落后，吴老师笑了，露出被香烟熏黄的牙齿，他说，有意见到戈壁滩上去提。很少见到Y，听说他常去家访，小李庄有他的几个学生。我常常独自穿过马号，往三支渠方向走去，那里有一排排高高的白杨树，栽种的年头不短了。我爱坐在树下，没有人看到我，我却可以看到整个小李庄，夏日的阳光炙烤不到我，我却能够闻见七月的风，带着沙漠特有的气息，轻轻抚摸我。我在那里重读了几本外国小说，好像与世隔绝，心里宁静得发慌。
八月初，有两位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小李庄。一位叫李国成，来自江苏，专业是数学；一位叫孙家齐，来自南京，专业是理化。他们的到来，使李庄学校增添了不少生气。李老师瘦长的脸庞，匀称的身材，戴一副近视镜，说起话来铿锵果断，办起事来雷厉风行。他与我同一年级，担任初一两个班的数学课，和初一（1）的班主任。李老师只比我大两三岁，但比我稳健成熟得多，他不但课上得好，而且把班级管理得井井有条，学生非常信赖和尊敬他，这种信赖和尊敬，在第二学期开学之初，被推到极致。
那时刚过完寒假，学生相继来校报到，由于缺乏经验，初一男生宿舍把柴禾放到炉子口，想把柴禾烤干；没想到火星一下子点燃柴禾，火苗呼呼窜起来，留在宿舍的小男生吓坏了，一边往外跑，一边高喊“失火了”。听到一阵阵持续不断的紧急钟声，全校师生都拿起脸盆水桶飞奔现场。只见李老师站在已经燃烧的窗框上，弯腰接过一盆盆传递过来的水，连续不断向大火泼去。他的脸被烟熏黑，浑身上下被水打湿。李老师的英勇行为感染了大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救火行列。那时正值农历正月，气温在零下十几度，听到钟声，我慌忙跑出宿舍，连手套围巾也没戴。端着水盆一路小跑，这才感觉手和盆粘连了，前胸也湿透了，结成了薄冰，腿也沉重得迈不动，但我没有停止脚步。一个多小时后，火终于扑灭，但宿舍一片狼藉。 李国成老师来自农村，家境不富裕，从小参加劳动，吃过苦，因而他能很快适应边疆生活，并以极大热情投身于工作。他走路风风火火，说话斩钉截铁，在很多问题上，他都有独到见解，从不随波逐流。他敢于对上级领导提意见，他犀利的言谈，常给人咄咄逼人的印象，但谁也不能否认他的能力和成绩。李老师也有低沉苦恼的时候，就是他的大学同学兼女友不肯来李庄。经过工作，女友勉强来了，李老师对她可谓百依百顺，而她嫌李庄太艰苦，时常无端发火，后来两人终于分了手。李老师在新疆多年，一直没有建立家庭，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回到江苏老家，和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孩子多，生活拮据，加上政治运动的冲击，他过得很不如意。我深知李老师一向说话不藏锋芒，是个宁折不弯的脾气，在人人自危的年代，很难幸免于难。他的那一届学生始终记得他，曾集资帮助过他们的老师。这是后话。
孙家齐老师是南京人，个儿略矮，肩有点削，面貌端正，脸上始终带着亲切的笑容。他说话声音不高，但笑声尖锐独特。从外表看，孙老师算不上一个伟丈夫，但他对人热情谦和，凡是求助于他的事，他全力以赴完成。他显然不如李老师阳刚倜傥，但他天生一副值得信赖的模样，人们更愿意接近他。孙老师不是班主任，按理说比较闲，但他担任好几个年级的课，几乎整天泡在实验室，每周还有兴趣小组活动。他和学生关系融洽，常常一起做模型，做实验，外人也许以为他也是学生，因为他个子不高，面貌年轻，对学生非常和善。老师家的灯不亮了，食堂的鼓风机不转了，都会想到孙老师，他召之即来，人缘极好。文化大革命中，他很少笑，但他乐于助人的秉性没有丝毫改变。他默默地关心我帮助我，像一个兄长。有人介绍一位南疆农场的女知青给他处对象，他手足无措来找我，脸红得像关公。女知青姓赵，长得俊俏，是个快人快语的南京姑娘，她对我说，孙老师人倒老实，又是大学生，就是个子矮，到了人前实在拿不出去。我极力劝她放弃这个念头，说孙老师是难得的好人，值得依靠一辈子，最终他们结为秦晋之好。以后许多年里，他们夫妇一直无私帮助处于逆境的我，是我终生的朋友。 | 
发表于 2009-3-5 14: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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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6 22: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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