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团子校规模很小,中小学算在一起总共三四百学生,三十几位教师。小学部有一间大办公室,坐得满满当当,以女教师居多。有一位女教师叫龙月明,她的眼睛如同她的名字,像皎洁的月光那样明亮,她嗓音低而甜润,面容姣好。她的父母都是受人尊敬的退休干部,家境比较好。龙老师因为小学办公室坐不下,不得已和另一位女老师把办公桌安置在中学部,不料就此成全了一段姻缘。中学一间大办公室,放了十几张办公桌,语文外语政治历史等文科教师都在这里。还有一间小办公室,是数理教师的天地。
语文组长张明义,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为人稳重,很少主动说话;一旦说开了,也会眉飞色舞。我看张组长大部分时间都趴在桌上写教案,不好意思多打扰,偶尔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立刻站起来,笑容可掬的样子。另一位语文老师杜世钦,是从河南来的老教师,古文功底很好,我常见他在校园里,一个人晃着脑袋吟诵古诗词。说他老,其实不过四十多,不知是生来胖还是浮肿,他的脸有些异样。他对人特别客气,无论别人说什么,他总是笑眯眯地迎合,嘴里说“是的,是的”,把“的”读成“目的”的“的”。杜老师家里孩子多,老婆又没工作,生活非常清苦。冬天寒风刺骨,我看见杜老师用单薄的围巾箍住单帽,缩着脖子慢慢行走,远远看去像个老妇人。我想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女儿,又怕伤他自尊,最终没开口。 给人感觉最干练的,是俄语教师刘学诗。大概因为是摘帽右派,刘老师说话十分谨慎,但掩藏不住他聪睿的思维和锋利的谈吐。我已经不记得他是否教过政治,但清晰记得由他创意设计的“红孩子环球旅行”,曾一度捕获所有学生的心,也使全体老师耳目一新。这个活动集地理知识、时政要闻于一体,从初中学生的心理和年龄特点出发,开展生动的思想教育,非常独特有趣。刘老师为人直率,个性倔强,据说他原本只是犯“右倾”错误,并未戴右派帽子;可他偏偏同右派女同学结婚,这就导致他后来也成右派。他的妻子史老师,也在这个办公室,教历史。
另一位俄语教师便是我终身的朋友杨润吾。杨老师是因为家乡受灾,随同学男友一起来新疆的。她高挑的身材,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白里透红的脸蛋,轻柔甜美的嗓音。结婚后,缘于她长得挺像当时频繁来华的西哈努克夫人,而她丈夫姓张,大家戏称她为张哈努克夫人。比她的外貌更招人喜爱的,是她与生俱来的善良天性,她宽以待人,乐于助人,她总能从细微处给人真心的关怀和帮助。她只比我大两岁,却懂得无穷无尽的事,她手把手教我包包子,用粗糙的玉米面做成圆润滑溜的元宵,还教过我纳鞋底。尤其在我最孤独的时候,别人唯恐避之不及,她却慷慨地伸出援助之手。在我因病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宿舍时,是她端来热腾腾的鸡蛋面条,并照顾我幼小的儿子。
杨老师是最好的朋友,更是最好的伴侣。她随男友张昭亮从河南来疆,张昭亮也是个漂亮能干的人儿,见过他俩的人,都说他们是天生一对。不料结婚前张昭亮出了意外,他在马号喂牛时,不慎被轧草机碾断手指,左手五根手指。这给将来的生活留下永远的缺憾,张昭亮明智地选择退避,他托人带信给杨老师,要求取消婚约。不少人劝杨老师,凭你的条件还怕找不到好对象?跟一个残废过一辈子可不是闹着玩的。杨老师说,残疾对于张昭亮来说已经不堪一击,我怎么能再雪上加霜?一番肺腑之言,说得那些劝杨老师另攀高枝的人羞愧难当。没有等到便车,杨老师步行十几里,赶到未婚夫的单位,不久他们就结了婚。张昭亮在爱情力量的鼓舞下,顽强地同病痛斗争。通过不懈努力,他学会用残损的手掌干各种农活,在全连拉沙治碱会战中,他多装快跑,拔了头筹。在家里,他抢着和面擀面,比健康人还能干。他们育有一女一男,一直幸福地生活到今天。
数理办公室我不是很熟,最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位四川口音的周老师。一位叫周志强,人称胖周,后来和龙月明老师结为连理;另一位叫周昭濂,人称瘦周。他俩都教数学,都拉得一手娴熟的二胡,每天晚饭后,就从数理办公室传来悠扬动听的乐曲《花儿与少年》,美妙的旋律使我着迷。也许正是我喋喋不休说二周的琴艺,才使龙老师动了芳心吧,有一天龙老师羞涩地对我说,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胖周刚巧坐在窗前,额上耷拉一绺卷发,真是太美了;我便知道了她的心思。龙老师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母亲郑重地找我谈话,问我对胖周的看法。我的话也许起作用吧,胖周不久就受到正式邀请,以后几乎天天在龙家进出。二老对胖周这个上门女婿十分满意,他们也给予这个离乡背井的年轻人许多关爱;龙老师和周老师情投意合相敬如宾,可谓一桩美满婚姻。以后龙老师随爱人回老家定居,从此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我记得她的笑靥和友谊,她与我同岁。
数理办公室还有一位叫杨学孔的物理教师,是个开朗活泼的人,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是摘帽右派,把我吓一跳。他说话风趣幽默,又好打手势,很少人不被他感染。他说他原是上海交大学生,因反对交大迁校被划为右派。他说起他和妻子的故事,显得十分沮丧,他妻子是他的同学,两人感情很好,是在上海东亚饭店结的婚。他戴上右派帽子后,被发配到新疆,岳父母逼他们离婚。已经三年了,他仍然孑然一身。 数理办公室还有一位“另类” ——教体育的陈志强老师,用今天的话形容,形象很“酷”,黝黑的皮肤,浓眉大眼,体格健壮,说一口新疆普通话。所谓“新疆普通话”,是指带有新疆地区老乡口音的普通话,尽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 ,各自都保留与生俱来永不遗忘的乡音,但大多来自北方,以北方话为基础,彼此交流并没有大的障碍,当然他们的普通话有别于新疆普通话,是带有明显关内方言的官话。奇怪的是,地方上的少数民族,从小孩到老人,几乎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新疆普通话,有的孩子在汉族学校接受教育,说的普通话比汉族孩子还要纯正。陈志强老师是汉族人,他说的正是新疆普通话。陈老师打篮球神勇无比,他和周志强老师以及Y,三人 组成黄金搭档,使子校篮球队在李庄附近一直无敌于天下。陈老师的妻子白瑛,是少数民族,她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篮球队队员,曾到前苏联打过球,现在小学部当体育教师。白老师单眼皮,鹅蛋脸,面容清秀,身材颀长,也说一口新疆普通话。这对夫妇性格直率,疾恶如仇,得罪过一些人,有人说白老师厉害,但她对我一向友好,闲暇时我常去她家玩,学会了打扑克。过年时我们打了通宵,还吃到过白老师熬的羊骨头汤,味道鲜美无比,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那样的好汤。他们有两个可爱的男孩,皮肤黑的叫黑蛋,皮肤白的叫白蛋。白蛋聪明乖巧,书读得好,很得父母宠爱。黑蛋调皮而倔强,让父母操了不少心。但黑蛋有一个绝活,他会在平底锅上用文火烤炒葵花子,其味香酥可口,令人难忘。
有一位晚来报到的兰州干部刘迪光,一度成为我和Y的知心朋友。他的行李来得很晚,已经九月份,穿一件短袖衫,声称“不冷”,抖抖颤颤一直坚持到行李到达。他为人热情大方,却拒人千里之外;他乐于助人,却不愿沾别人一点光,我笑称他“刘抵光”。刘老师特别喜欢跳交谊舞,曾邀我跳,可惜我上大学时,已经听到中苏要“辩论一百年”的说法,跳舞不再列为公共课,所以我一直是个舞盲。
小学老师除龙月明之外,接触最多的是同宿舍的刘春梅。刘老师大我一岁,说话声音很尖细,听声音,她要比我小许多。她眼睛大而圆,脸蛋像搽了胭脂,红红的,面部表情极为丰富,口齿又伶俐,学校组织歌剧《三世仇》演出,她当仁不让成为主要演员。工作上刘老师积极上进,上过不少公开课。她对同事对我,都热情至极。刘老师是地道的贫下中农,父母住在离小李庄不远的二连,家里有许多弟妹。她生活俭朴,五分钱的小菜分成两顿吃。小学部一位叫丁光乾的男老师,年龄比我们大,说话办事都很老成,他文采好,成语总是信手拈来,我怀疑凭他的水平,应当教中学。他对刘老师颇有好感。
还有两位年轻老师,他们是武汉支边青年,高中毕业,男的叫易茂濂,老实腼腆;女的名字已经忘却,只记得她因高度近视而习惯性眯缝的双眼,一张未开口先笑的秀丽脸庞,后来她嫁给同是小学部姓高的男老师。高老师工作积极,性格开朗,有边走边唱的习惯;没有想到,后来不断升级的政治运动改变了他。小学部还有一位小周老师,我分明记得他瘦瘦的精干模样,但已忘了他的名字。说起来,我真不该忘记他,因为他曾是我的救命恩人。这是后话。
有一位既不算中学也不算小学的老师吴浩,他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是全校性活动中最风光的人物 。吴老师当时不到三十岁,河北人,微胖的身躯,人称“见面熟” 。无论是领导是老师,还是炊事员马号饲养员,甚至初次见面的人,他都能说到一块儿,人缘极好。他管的事很杂,从学校活动布置会场,到就寝熄灯查宿舍,都在他管辖之列。他成天忙忙碌碌乐乐呵呵,有人说他“不务正业”,但我觉得学校少不了他。那时他正和小学部漂亮的孔老师谈恋爱,蹲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看到小孔往吴老师碗里扔肥肉片,吴老师装出一副难以忍受的样子。后来在人人自危的文革中,吴老师带着小孔,不声不响离开小李庄,也许是回河北老家。总之,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人说起他。他比我只大几岁,应该还健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