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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女生正值花季少女，情窦初开，课余谈论的话题，便是男老师和女老师。女中以女士居多，男士就成为大众议论的目标，那时还没有“帅”、“酷”这类词，说的是“登样”、“扎队形”。每到周末，教工俱乐部照例举办交谊舞会，我们女生常常抢占座位，对每一个舞者评头品足，而且能从蛛丝马迹中窥测到青年教师恋爱的端倪。我的中学时代基本上是快乐的，大部分老师和蔼可亲，学习没有明显压力，作业不多，考试也少。下午四点放学，回到家里，邻居小朋友也陆续回来，各种游戏随即开始。
我家住在卢湾区永裕里，这是一座石库门弄堂，四四方方，三面临街，一面与毗邻的弄堂西湖坊有一墙之隔，九十年代被拆除。弄堂中间有四米宽的通道，北口在自忠路，南口在复兴中路，通道两边是一排排连成一体的三层楼房，每一排大致十几个门洞，东边的略多。自南到北，共有十二排房，我家位于第六排，叫第六弄，又叫中弄堂，与东边的街道相通，可以看到黄陂南路上的车水马龙，也可以瞥见对面弄堂天和里大门口修鞋匠的身影。住在三层的居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不少人家在楼顶上再搭建阁楼，以扩大空间，这是市政府统一管理前的事。九十年代开始大抓违章建筑，我家只能利用天花板离地面很高的特点，在三层楼内原有的空间里，也搭建一个小阁楼，顶上开了天窗，阳光可以直射进来，弟弟取名曰“听天阁”。他就是在这个斗室，完成《听天阁读印杂记》《听天阁闲话》等文章的写作，连同他的其它文印先后结集付梓。
从三楼南厢房可以清楚看到第五弄北向的全景，与我家正对的是40号，三层的一半是露台，可以看见天，另一半是简陋小屋，我常见一个和我年岁相仿的小姑娘在露台上浇花，她叫曾倩。我们没有正式交往，常常只是彼此莞尔一笑。看不清曾家楼下的格局，也看不到人影，但可以看到从二楼北窗口伸出来的长竹竿，上面挂着大大小小衣服，有时还可以看到靠近窗户方桌上搓麻将的手。 我家的门洞是52号，这个门牌号里住着五户人家。一楼陈家住在南厢房，有一个老人五个儿子和一对中年夫妇。五个儿子最大的比我小，最小的比弟弟大，孩子们的哭闹声常常透过薄薄的板壁传出来。等到他们一个个长大，到了结婚年龄，父母把大厢房隔成三间袖珍房，平均六平米一间，让三个待婚儿子住；老两口则在露天天井搭了一个睡觉的窝。二楼北向的亭子间住了一家苏州人，姓卞，他家的独子和我同岁，我们一起在弄堂里长大，是再熟悉不过的玩伴。二楼南向的前厢房一家姓朱，父子三人都会拉二胡唱京戏，大儿子大弟比我大许多，后来去了外地；小儿子小弟大我四岁。不知为什么，几十年里我们两家敬而远之，不相往来。但我常常被小弟美妙的口哨声所吸引，上下楼时把脚步放得很轻很慢，纯正的音色使我心驰神往，一天听不到就若有所失，但我几乎没跟他说过话。二楼拐弯处的楼梯口放着一只煤球炉，是卞家为了照顾病人贪图方便安置的；也许为了“公平”起见，朱家随后也在楼梯口安置他家的煤球炉。楼梯又陡又窄，一边是扶手，一边是墙，墙上爬满各家各户各种电器的电线，上面满是油污和灰尘。
三楼是我家，北向的亭子间是父母的卧室，我们也可以随便走动。一旦南厢房来了客人，家人可以在这里用马桶。弟弟后来在这间小房结婚生子，直到儿子17岁时动迁。南厢房阳光充足，有18平米，是我们的起居室。靠墙摆了两张床，外婆和幼年的弟弟睡大床，我和妹妹咪咪睡小床，方桌和梳妆台一放，就没有多少可以走动的地方。和南厢房只有一板之隔的是一个黑暗的小房，它由南厢房隔离出来，为的是多些方便，这是弄堂里许多人家的改建模式。小房仅有的一扇窗靠着楼梯，只有中午时分，才有一缕阳光从天窗溜进来，逗留时间极短。这间六平米的小屋本来归我和妹妹，外婆可怜一家宁波人，他们拖儿带女五口人找不到落脚处，就把这间小屋租给他们，房价低廉不说，还给我们自家带来许多不便，这就是外婆的秉性。但这家人包括三个小孩子非常知趣，他们从不向前房张望，而且把所有家什杂物都堆在自家屋内，不占用公用过道。我们两家和睦地相处了十几年，直到他们的孩子长大，一个个走出家门。
一楼的北屋是公用厨房，叫灶披间，常常发生用人家开水灌自家暖壶这类不愉快的事，但只是说说，从未听到口角。一楼黑暗的过道很狭窄，仅能容一个半人通过，墙上挂着各户的电表，上面沾满油腻，再加上各户甚至个人自制的信箱，真是琳琅满目。所幸水表在各门洞门口的水门汀地底下，掀开窨井盖清晰可见。按照52号人头数分摊，就是各人的用水数。我每次回上海，必须及时告知楼上楼下每一家人，何日到达，何日离开，原因就在于此。先前各家都用煤球炉做饭，一清早弄堂里烟雾缭绕，各式煤球炉一字排开，人们用破蒲扇用力扇，扇到烟尽煤燃，再拎回灶披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用上煤气。
弄堂里我最好的玩伴是住在隔壁53号二层楼的陶益民，她比我小一岁，虽不与我同校，但我俩年岁相当，又都是女孩，自然过往从密。益民家总是收拾得一尘不染，窗明几净，地板光亮如新，而这些全是益民所为。益民乖巧听话，七八岁就学会做饭，父亲常以她为镜来批评我不爱劳动。有人说她是要来的孩子，但依我看她父母对她很钟爱，她的发辫上经常变换各色棉布的边角料做成的蝴蝶结，因此我猜测她父亲在布厂工作。陶先生出门总带一个手杖，很有气派，但不苟言笑，似乎有些架子；而接触过他的人，却说陶先生很客气。益民后来没考上大学，到一家玩具厂当会计，收入不错；再后来嫁了一位精明的上门女婿，生了两个胖胖的儿子。
益民楼下是姓宋的一家宁波人，男的在香港，从未露面；女的刚解放就蹲大狱，家里还有两个针锋相对的阿娘（奶奶）。这家的长女比我大六岁，长得又高又胖，她对我说，她一顿可以消灭二百只馄饨，此话不知真假，但她确实是我见到的最胖的人。她很喜欢我，老叫我去她家玩，看她的收藏。她母亲出狱后回到家里，两个阿娘在儿媳面前争风吃醋，儿媳不屑听她们辩驳，打算把她的长女和小两岁的儿子带往香港，遭到女儿严辞拒绝。高中毕业后，这位大姐姐去了贵州，写信来说要同父母划清界限。再后来她有了病，她母亲劝她回上海治疗，也被她拒绝。当时还在读高中的她的胞弟，并没有跟母亲去香港，而是迅速交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曾趴在窗户上窥视，见到他俩在后厢房密谈。若干年后，弟弟离开上海去香港，而他的母亲却在儿子结婚后，因为婆媳不和，又回到上海。那时两个婆婆相继过世，她一个人住在前客堂，等待动迁。后厢房住的是小阿娘的儿子，应该算是她的小叔，但他们井水不犯河水，极少来往。她和我母亲同岁，但她的晚景凄凉得多，每当看到我从大西北回来探亲，总要拉住我的手问长问短，说我母亲福气，同时脸上挂着无限惆怅。
52号北门口对着第七弄的南向住户67号，一层住的是一位姓陈的西装裁缝，他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但他不常回家，因为这是他的外室。孩子们的母亲原是一个漂亮的杂技演员，我亲眼见过她在自家天井里，用头顶着花伞，伞上滚动着火轮。她没有固定工作，又没有家庭地位，靠“老公”不按时的贴补，带着五个孩子艰难度日。三年自然灾害时，她天天到菜场捡菜叶，还给人倒过马桶。她的孩子个个都比我小，最大的该是妹妹的玩伴，最小的弟弟是我弟弟的同窗。2002年我家动迁到普陀区，我从大西北回来，专程去看看老房，石库门的青砖虽然算不上残垣断壁，但已失去往日光彩，喧闹景象荡然无存。大部分门洞人去楼空，陶益民家搬得最早，一想到昔日好友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我就怅然若失。见到的熟人惟有67号的陈伯母和她的三女儿。老人家八十多岁，身子还硬朗，她说动迁费太少，先前去崇明和新疆的女儿已经回来，他们个个都要房，而她丈夫早已去世，只有依靠政府了，她还要等一等，看一看。她详细询问我父母的新居和健康，时时流露出欣喜和羡慕。我祝她老人家能满意地离开老屋，去营造新的生活。
早在动迁前十几年，二楼亭子间的卞家就已搬走，先是南京，后到北京，最后还是回到上海。当我打听到确实住址，就和我弟弟一起去拜访，现在卞家住在上海出版社赠与的一百多平米的复式楼房里，有宽敞的客厅和堂皇的书房，想起先前十平米的亭子间，恍若隔世。卞伯母和卞伯伯已先后辞世，现在房子的主人是他们的独子卞毓麟。在一个不起眼处看到他父母的遗像，我不禁悲从中来。卞伯伯名献之，据说在石油管理局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曾去过越南，还真的见过女儿国。卞伯母芳名颜荷芬，病前曾是浦东中学一名优秀的教书先生，四叔是她的学生，颜真烈士正是她胞弟。从我记事起，卞伯母就瘫痪在床，外婆说是分娩留下的后遗症。几十年里，她学会用僵硬变形的手指夹筷吃饭，以减轻家人的负担，还学习给自己扎针，但始终没能站起来。她说一口绵软的苏州话，待人和蔼可亲，虽然从不出门，但知识面很广。以后每次从大西北回来，她总叫我去坐坐，对塞外的事很感兴趣。
卞伯伯是个非常难得的人，每天下班后就在冬冷夏热的亭子间里，给瘫痪的妻子按摩、洗澡、梳理。他还要买菜做饭照顾独子和老母，他的辛劳可以想见。夏季，北向的亭子间闷热难耐，一层又一层蒸汽蒙上他厚厚的近视镜片，他在斗室边忙家务边擦汗。他常穿一件洗得极薄的白色汗衫，木拖板在楼梯上慢而沉重地响，少年的我能听出他的疲惫和隐忍，但他脸上总是笑吟吟的，家里也是一团和气。
好在卞伯伯的老母亲虽然瘦弱，却没听说有什么病，她住在三楼顶上自建的小阁楼里，每天迈着小脚上上下下，脚步很轻。我惊叹于老太太粽子大的裹脚，常想从她的袜子里面看个究竟。她对自己的三寸金莲非常自豪，但始终不肯让我一看它的真容。小阁楼是52号的最高层，被称为四层阁，老太太每天比楼里其他人至少多走十几级楼梯，这也许是老人家得以长寿的原因之一。外婆是个善良不过的人，她考虑到四层阁没开天窗光线差，空气也差，主动提议让卞家在阁楼的南墙开一扇窗，可以俯视到我家南厢房的一切。老太太常常居高临下同我们打招呼，为这事父亲颇不愉快，但木已成舟，父亲不便多说。我常去四层阁玩，不但因为老太太和颜悦色，还因为她有数不尽好吃的东西：蜜枣、花生、核桃……还有一种补品，形状像蟑螂，吃起来肉质鲜美。
卞毓麟比我大两个月，但长得又瘦又矮，我常常和他比个儿，还取笑他。我俩玩得最开心的是用麻将牌“捉铁子”，他的手非常灵巧，无论是黑白两节的“小翻”，黑白横三节的“中翻”，还是黑白横竖四节的“大翻”，他都玩得出神入化。他看书多，语文功底扎实，字写得很漂亮，数学更是出类拔萃，奖状无数。高考中他以高分被南京数学天文系录取，一度成为第六弄的佳话。高考前夕，父亲请他给我辅导数学，他十分认真耐心，我却心不在焉，因为当时评弹《啼笑因缘》正在热播，从二楼朱家的无线电里，传来评弹名家蒋月泉先生的优美弹唱，听到精彩处，我忍不住“扑哧”一笑，卞毓麟气得脸色大变，一句话不说，站起身就走，从此我们绝了交。“解冻”是在十几年后，那时我已去了大西北，他在离我居住地不远的小城寄来一封信，令我大吃一惊。原来他接受北京天文台任务，来到大西北观测难得一见的月全食，信上说了许多受训的趣事，还说完成任务后就来看我。不料两天后又收到他的明信片，说他搭乘的飞机观测到一个十分有价值的天文景观，受命立即回京。我既为失去重逢的机会而失望，又为他的成就而兴奋。
几十年过去，卞毓麟现在成了著名的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他的文章不但清新晓畅，而且生动优美，其中一些文章被多次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深受中学教师和学生的欢迎，我这里还有他亲笔签名赠予的近作。这就是我童年少年伙伴中最有成就的一位，他的母亲先辞世，他的父亲受到他和他夫人的精心照料，将近九十岁时寿终正寝。
据说永裕里早先是一位大亨的房产，一场豪赌后，这条弄堂换了姓。由于多种原因，几十年里弄堂没有改造过，除了搭建“过街楼”，增加居民而减少天空之外，几乎没有一点根本性的改变。每户人家都需配备两只以上马桶（不包括痰盂罐），晚间把用脏的马桶拎到各门洞的大门口，等候倒、冲、刷、晾干，第二天循环反复。清晨四五点，大部分居民还在梦乡，倒马桶的大姐、大妈、大娘们就上班了，真正是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她们全都是没有工作的妇女，有二三十岁的，也有四十多岁的，甚至更大年纪的，以苏北口音居多。包洗多少马桶没有定数，这要看自己的能力和人气，而后者更为重要，居民们不肯把成天放在卧室的马桶交给不负责任的人，因为刷洗马桶不但需要体力，还需要技巧，刷不干净便会臭气熏天。有的人家就不愿雇人倒马桶，觉得自己刷洗来得放心。外地人恐怕很难理解石库门里的居民把马桶放在卧室，乃是无奈之举，狭小的居住空间不允许你讲究“高雅”。坐在温热的马桶上，读书看报的有之，谈笑风生的有之，我的一位朋友到上海看病，曾寄住朋友家，他见状又惊又怕，当夜就去了旅馆。我的儿女从大西北回上海探亲，也说上海什么都方便，就是想“方便”时不方便。
冲刷一个马桶价格随时代不同而变化，最早一个月三块钱，后来涨到三十块，算是与时俱进吧。冲刷用的水是各雇主家的自来水，她们深谙“桥归桥，路归路”的道理，把雇主家的水龙头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各家都不止一个水龙头。包洗的人家一户不能遗漏，各户的马桶盖也绝不能张冠李戴。先是用水冲，再用竹子扎成的专用刷用力刷，有经验的会准备一些蛤蜊的硬壳，几十颗硬壳在马桶里使劲晃动，刷得就更干净，然后再用水一遍遍冲，最后放在门口晾干，待次日使用。有条件的话倒上几滴臭药水，臭药水说是“臭”，其实是气味刺鼻，乃消毒水。各人工时不一，强度不一，少一些的每天倒十个左右，一个多小时就完工；一位人称“俞大姐”的四十来岁妇女，每天一早倒三十个马桶，她请人制作一个平板拉车，一趟可拉四个马桶，从而节省了时间和劳动强度。她用双手养活了瘫痪的丈夫和三个孩子，并且让孩子们一个个都上了学。有的雇主手头一时周转不开，开口向她借钱，她总是满口答应，是个口碑极好的人。
在石库门弄堂，倒马桶无疑是最低贱的工作，倒马桶的人是最下等的人，但几乎没有人可以离开她们，哪怕收入再高，穿着再体面，也离不开。十年前，现代化的抽水马桶，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只是一个梦。
永裕里是个不洁的弄堂，这是阔别大陆三十多年后，小舅顾惕时先生回上海探亲时的第一印象。虽然他也是在这里长大，但他几十年后从发达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来，而上海动迁工程还未如火如荼展开，因此说这话并不奇怪；但在我心中，永裕里是我亲爱的老家，我在大西北魂牵梦萦的就是它，我在动迁后恍然若失的还是它，至于说到它的“不洁”，是可以略去不计的。我成长于斯，习惯于斯，这种感情是无法改变的，虽然动迁后的新居比这里洁净得多。
我和我的伙伴们穿梭于各条小弄堂，我几乎熟悉每家的大门和每块台阶，我们在这里从这头飞奔到那头，那是“官兵捉强盗”，无论是“官兵”还是“强盗”，个个都如鱼得水，快乐之极。踢毽子、拍球、造房子、耍空竹，更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小一点的孩子手拉手排成两队“找朋友”，配以快乐的合唱；或者围成圆圈，让每个人手拉手从两个人高举双手形成的“拱门”下弯腰通过，同时齐唱“叮叮小鸟叮小鸟，排——队，排——队，叮叮叮叮叮——”那是多么和谐美妙的景致啊！现在回想起来，不过是些单调幼稚的游戏，可那时觉得有无限乐趣。爱静的小朋友常到弄堂口的小书摊上，从容不迫地租小人书看，一分钱两本；若想租回家，价钱则翻倍。
我的妹妹会文小我三岁，我们的玩伴各不相同；我俩能一起玩的唯有双跳，只有我俩才能配合，其他任何人都替代不了。道具是一根只有一米长的短绳，我俩一人捏一头，口令一响，我们就弓着身体曲着腿，你一下我一下地跳，跳得很快很高，节奏均匀，用力适度，十分默契。我俩一口气能跳一百多下，大家都为我们鼓掌，这是我和妹妹最得意的节目。那时弟弟还小，他感兴趣的是收集糖纸和香烟牌子，叠得整整齐齐在小朋友面前炫耀。玩累了，回家喝口水，接过外婆递来的焦黄焦黄的烘山芋，那种惬意真令人难忘。上高中后，人长大了，不再好意思当着许多男孩子面大叫疾跑，多半到邻居小朋友家玩，或者看课外书，我最喜欢的读物是父亲的《收获》和专为我订阅的《中学生》，最喜欢的小人书是母亲买的漫画《三毛流浪记》。 | 
发表于 2009-2-22 17:43:00
发表于 2009-2-22 20:59:00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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